霍巍，中国著名考古学者，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模范教师，教育部长江学者。

“马拉山口正修水渠，那儿有一块刻着汉字的石头，你们快去看看，有没有价值，不然可炸啦！”西藏吉隆县宗喀乡乡长罗桑的一句话，让霍巍顿时兴奋起来。

1990年5月，四川大学考古系青年教师霍巍和李永宪，到西藏参加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他们被派往日喀则地区最南部的吉隆县，在苦苦寻访文物线索时，一块“神石”如从天降，让霍巍叩开了西藏考古新发现的“大门”。

高耸的崖壁下，一方黑黢黢的摩崖石刻碑铭依山而立，因为被当地藏族群众视为圣物，表面涂满厚厚一层酥油。当霍巍靠近石刻，发现下部已经残损，铭刻文字更是漫漶不清。

考古队员就地用喷火灯烧起开水，兑化了一袋洗衣粉，开始洗刷碑面的酥油。碑刻的底子渐渐露了出来，霍巍的手有些颤抖：碑额上，“大唐天竺使出铭”一排五厘米见方的篆书榜题赫然入目。

“嗬！难道是一块唐碑？！”霍巍心跳加快。

随着清洗加快，碑身的正文也清晰地显现：维大唐显庆三年，大唐驭天下之……霍巍双眼瞪大：“显庆三年，即公元658年，这块碑竟然比举世闻名的‘唐蕃会盟碑’还早160多年！”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清洗，石碑现存24行、约200多个文字全部展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碑文大意是：显庆三年，大唐国力强盛，高宗皇帝派遣“左骁卫长使”王玄策等“关内良家之子”十数人出使天竺。使团一路翻雪山、过栈道，途径吉隆山口时，目睹山河之壮丽，感慨路途之艰辛，又联想到勒石燕然的旧事，认为非树碑无以记功德，非刻铭无以示威仪。于是，有了这方记载历史的遗迹。

公元7世纪中叶，中西交通上出现了一条新的国际通道“（吐）蕃尼（婆罗）古道”，这条道路经拉萨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加德满都谷地，再经泥婆罗首都而入印度。但长久以来，“蕃尼古道”仅存在于史料记载之中。直到“大唐天竺使出铭”被发现，才证明了这条路线的存在，同时明确了准确的出山位置，更让王玄策这一大唐外交的风云人物，从历史的长河中慢慢浮出水面。

“很多历史在没有被发现以前，就是一片空白。”说话间，如今年逾花甲的霍巍仍然难掩兴奋，满眼放光。西藏考古30年，白发不知不觉爬上了霍巍的双鬓，年岁日长，血压渐增，他笑称：“每次从高原下来，‘缓过劲儿’的时间越来越长。”

也是在这被霍巍感叹为“幸运”的30年中，他和“铁杆儿”队友李永宪，“一去高原数千里，俯身埋头便经年。”

“没有想象力的考古学是没有灵魂的”

1978年，21岁的霍巍考入四川大学。在此之前，他曾是中缅边境某部队的一名边防战士，从军的经历让霍巍对战争史和相关的历史人物充满兴趣。

当时，川大考古系大师云集，授课教师大多有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背景，治学主张把考古材料置于历史环境之中，更提倡把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方法运用到考古学中。

教授中国西南考古课程的童恩正老师让霍巍至今难忘。课堂上，童老师不仅运用大量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分析考古实例，讲述语言更是生动华美。童恩正还是一个科幻小说作家，他的代表作《珊瑚岛上的死光》《古峡迷雾》曾开启了一代青少年对考古的遐想。

“没有想象力的考古学是没有灵魂的。”敢于想象、大胆假设、科学求证，童老师别具一格的讲课风格和治学理念，多年后，成为霍巍学术追求的动力源泉。

1990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在全国各地展开，西藏自治区缺少专业考古力量，向全国借调人手，四川大学考古系派出霍巍和李永宪两位教师赴藏支援。西藏是考古领域的一片“处女地”，“怎么去做工作，结果会怎样，谁的心里也没底。”被派往日喀则地区的路途中，霍巍极尽脑力，联想他所知的关于西藏历史的一切，王玄策这个名字浮现出来。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王玄策受唐太宗李世民派遣再次出使天竺。当王玄策历经艰辛到达中天竺时，与唐朝修好的戒日王已死，权臣阿罗那顺篡位为王。阿罗那顺改变了与唐交好的策略，派兵袭击大唐使团。王玄策与副使蒋师仁率众迎战，终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矢尽被俘。王玄策寻机逃脱，赶往吐蕃西部边境，以唐蕃“甥舅之国”的名义，征招尼婆罗国（今尼泊尔）7000骑兵和吐蕃1200人精锐甲兵，返回攻打阿罗那顺，大破中天竺军队，并将俘虏的阿罗那顺押解回长安。然而，这样一个传奇人物，在中国史书中的记载却极少，新旧《唐书》皆未为其立传，王玄策所著《中天竺国行记》一书也已散佚，仅存的一些文字片段，散见于《法苑珠林》等几部佛教书籍中。王玄策这个“孤胆使节”，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更多的人反而是从日本作家田中芳树的作品《天竺热风录》中认识王玄策的。

在交通并不便利的唐代，王玄策是如何纵横来往于大唐、吐蕃、尼婆罗、天竺诸国的？他行走的是哪一条路线？疑问，久久萦绕在霍巍心间。

在吉隆县寻访文物线索时，霍巍在心中预设了一个关于王玄策的主题，逢人便问“有没有见到过刻着汉字的东西？”

“直到‘大唐天竺使出铭’中‘大唐’两个露出来的时候，那种预感越来越强烈。”“果然，王玄策的名字也跟着出来了。”

抱着敬畏心、平常心 但行好事

结束日喀则地区的文物普查之后，1991年，霍巍与李永宪“转战”山南地区，1992年又“开拔”阿里地区。3年时间，俩人的足迹已遍布大半个西藏。

田野考古，风餐露宿，是公认的“苦活”，高原考古更是“苦中之苦”。高原上物资供应不足，霍巍常常是晚上煮一锅面条，舍不得吃完，第二天早上热剩下的半锅当早餐。

有一回，考察队的车陷在河道中，形势危急，坐在副驾驶的李永宪第一时间抢出了装相机的包，里面全是调查的一手资料。坐在后排的霍巍至今还笑着埋怨，“居然没有第一时间抢救我！”

1992年，又一个意外的发现，让霍巍的人生再一次和西藏考古紧紧联系在一起。

石窟寺是佛教最古老的建筑形式之一，信徒开凿岩窟、雕塑佛像，以供礼拜和僧侣修行、居住。随着佛教东渐，石窟寺也随着僧侣东行的脚步传至中国。“从新疆到北方，再到南方，如果把各地的石窟联系起来，就会惊讶地发现，石窟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古代交通发展史、一部文化交流史。”但霍巍疑惑的是，西藏自古以来佛教兴盛，可这一地区除了分布广泛的摩崖龛像，几乎没有一座大型的石窟。

霍巍把这种现象称为中国佛教石窟发展“链条”上“缺失的一环”。在寻访文物的时候，他如同寻找“王玄策”一样，刻意留心，“有没有见过有画的山洞？”但得到的几乎都是否定的回答。

阿里地区札达县托林镇东嘎村和皮央村是象泉河谷附近两个闭塞的小村庄，这里曾是古格王朝盛极一时的宗教和文化重地。1992年6月的一天下午，霍巍结束了在皮央村的调查，在返回东嘎村的路上，遇到了一个牧羊少女。

女孩向他们挥手，“我能搭你们的车么？”“当然，上车！”

“手勤、眼勤、脚勤、口勤”，是考古人的“优良传统”，也是霍巍一直坚持的工作习惯。他见这个牧羊女能讲汉语，便问道：“你放羊的时候，有没有见过有画的山洞？”没想到，这个女孩肯定地点了点头，并答应为考古队带路。

霍巍喜出望外，跟着牧羊女来到一片断崖之下。“一抬头，好家伙，密密麻麻的洞窟，就像蜂巢一样。”

当进入其中一个较大的洞窟时，霍巍震惊了：满目丹青！四壁满绘象征佛教宇宙观念的曼荼罗（坛城图），天然矿物颜料使得壁画历经千年而弥新，如同缀满珠宝的巨幅锦绣。窟顶是四套斗形藻井，这种模仿佛殿结构的“覆斗室”形制，普遍流行于隋唐时期开凿的洞窟之中。中原风格的龙凤，波斯风格的双狮，克什米尔风格的神佛、菩萨……洞窟中壁画的造型、绘制技法吸收多方艺术，而又浑然一体，让人联想到了龟兹克孜尔，想到了丝路敦煌……

皮央东嘎石窟群在国内外引发轰动，根据其创作风格推测，应当在古格王朝早期。吐蕃王朝崩溃后，部分王室后裔逃亡阿里，于公元10世纪左右建立古格王朝，皮央东嘎石窟大约创建于此时，即学界所称的“藏传佛教后弘期”初期。皮央东嘎石窟群的发现，不仅从侧面反映了古格王朝早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更补全了佛教艺术发展“链条中”重要的一环。

不少人印象中，考古如同近年来流行的“盗墓文学”一般，惊险、刺激，充满神秘。

但在霍巍看来，考古工作大多数时候都是平淡而琐碎的，“谁也不知道一铲子下去，到底能发现什么，偶然与必然，努力与运气，科学与探险，常常交互作用。”唯有抱着敬畏之心、平常之心，“但行好事”。

“人们只有了解了自己的根源，才能自信而坦荡地走向未来。”霍巍说，从这个角度看，考古学不仅还原着祖先的生活，更推演着社会的变迁、探索着我们前行的道路，“这也是这门学科的力量所在。”

寻“路”：青藏高原丝绸之路和中国特色考古“路”

西藏考古30年，霍巍一直都在寻“路”。

在被视为“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人类何时涉足？如何生存？高原文明的发展与演进，是否和世界其他地区有相似的历程？这许许多多的“空白”，让霍巍魂牵梦萦，步履难停。

2006年8月，阿里高原的雨季，连绵的雨水让泥土格外疏松，一辆卡车行至当地人称为“穹隆”的地方，碾压过的路面陷下了一个大坑。附近古鲁甲寺的僧侣帮忙把卡车抬出来，发现这个大坑底下竟然是一座墓葬。这一偶然的发现，引起霍巍团队的极大兴趣。

一清理，不得了！墓主人头戴黄金面具，浑身裹满丝绸，在头部附近的丝绸上，考古队员发现了“王侯”两个汉字。霍巍认为，带着汉字的丝绸极有可能是中央王朝赠予当地贵族首领的礼物。考古人员还在出土的一些铜器和木器内发现了茶叶，碳十四测年距今1800年左右，成分与汉景帝阳陵中出土的茶叶完全一致。

当把越来越多的考古线索联系到一起，一个崭新的概念渐渐在霍巍的头脑中建构起来。

“在皮央遗址，我们发现的一柄双圆柄首青铜短剑，与四川盐源出土的短剑类似，甚至三角形的纹样都是一致的；又如在拉萨出土的一柄铜镜，镜柄样式是西方的，但镜面纹饰在云贵高原出土的同类物品中多有发现。”在霍巍看来，青藏高原与中原内地山川阻隔，如果没有贸易或人员交流，很难想象有这么多的“巧合”。

“过去人们讲到丝绸之路，往往想到的是北边的陆上丝路或者南边的海上丝路，似乎选择性地避开了青藏高原。青藏高原是封闭的吗？从考古发现的角度说，绝对不是！”霍巍认为，西藏考古发现了充分的证据，证明“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存在，青藏高原自史前以来，便与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

“这条‘路’并不是特指‘某一条路’，而是一个网络，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王朝统治的背景下，长期存在的东西方文化交流通道。”

“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提出，引发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肯定。在霍巍的叙述中，这样的成果与川大考古系数十年来坚持的“学术道路”密不可分。

20世纪初期，西方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西方理论主张以实物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类型学、地层学为基本研究方法，主要针对史前时期和没有文字记载的考古现象。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有着几千年连绵不绝的文化传统，更有着独特的文字和文献体系。”霍巍说，如何在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时期考古之路，是川大几代学人苦苦探寻的目标。

上世纪20年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继承宋代金石学、乾嘉考据学的基础上，把传统金石文献的范围扩大到甲骨、简牍等地下出土材料，提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开创“二重证据法”，深刻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1937年，著名的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家冯汉骥受聘于四川大学历史系，成了川大考古“第一代”。冯汉骥对“二重证据法”十分推崇，主张考古与文献并用、互相印证。同为川大考古系泰斗的徐中舒，更是提出将考古学与民族学、民族史、民俗学等领域的研究结合起来，将“二重证据法”发展成为“多重证据法”。从此，重视文献成为川大考古学研究的一大特色。

霍巍的研究生导师张勋燎，是考古系的“第二代”。张勋燎主讲历史时期考古和考古目录学，他告诫学生“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要用纵横联系的眼光看问题，把原本看似孤立的考古材料，摆回到它的历史背景当中去。在讲到具体案例时，张勋燎可以调动大量文献材料，运用“朔望干支断代法”“地名、职官断代法”等十几种断代方法，解决若干时代问题，甚至可以把考古断代时间精准到年、月、日。

霍巍说，张老师的本事让他极为震撼，当年老师传授的方法，让他在日后的考古工作中受益匪浅，也成为了川大考古系的“传家宝”。

在他的学生时代，考古学界中有人“言必称西方”，弥漫着“做文献的不看考古，做考古的不看文献”的风气。“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张勋燎说话的神情和语气，至今深深印刻在霍巍的心里。

如今，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川大考古系不断弥补在田野考古方面的短板，在山地考古、西南考古、道教考古、藏传佛教考古等领域独树一帜，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理论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