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琼
作为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连续剧，《觉醒年代》刷新了我对历史剧的认知，不仅没有浓浓的说教味，而且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美学趣味。
大多数革命历史题材的连续剧都会以时间轴来讲故事，《觉醒年代》也是如此。1915年《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1917年在北京“挂牌”，1920年迁回上海。这条时间线串联起了整部连续剧想要展现出来的历史阶段——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准备。同时，在另一条线《新青年》编辑部变迁的过程，串联起了北京、上海等地的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胡适、鲁迅、蔡元培、辜鸿铭等，全景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段历史。
相似的连续剧和主旋律作品此前有过不少，想要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并不容易。《觉醒年代》之所以能够在播出之后收获无数好评，是因为它找到了一个新的切入口，不仅达到了推陈出新的目的，而且从文化、思想等更人文化的层面切入了历史。
《觉醒年代》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深入挖掘，并且梳理了《新青年》的发展脉络，对当时的各种“主义”进行了透彻的解读，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了高度还原。
一百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我们大概都从书本中读到过这样的句子——“积贫积弱、军阀混战、风雨飘摇、动荡不安”。可这些句子概括的是怎样的景象？
是张勋复辟时，浩浩荡荡的辫子军进京，人群中一个盲人拉着二胡，旁边的小女孩绝望地哭泣；是毛泽东走在街头，看见横行的军阀、卖儿卖女的贫苦百姓、坐在豪车里吃三明治的富家子弟；是百姓围在菜市口看斩首，抢着给官兵塞钱，乞求买一个带血的馒头给孩子治病。
这就是一百年前的中国。
在《觉醒年代》中，导演张永新对这些段落进行了文学性、影像化的处理。毛泽东穿过人群时迈着坚定的步伐，诠释了“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乱哄哄的场景里，鲁迅坐在角落里安静地看报纸，无奈地说：“杀人如切糕啊！”这些被诗化了的镜头细节《觉醒年代》格外动人。
有了“文学性”打底，观众丝毫觉察不到主旋律的枯燥和无趣。
《觉醒年代》将新文化运动中发生的各类事件都囊括在内，甚至还有一些颇有趣味的小故事和小典故，比如，刘半农和钱玄同的“双簧信”，辜鸿铭、林纾和蔡元培、陈独秀之间的“骂战”等等。《觉醒年代》就像一部“真人版”的现代文学史，生动有趣，引人入胜。
《觉醒年代》有文学性的浪漫，也有史学的厚重，这种厚重来源于剧中紧扣历史的大趋势。一本《新青年》，串联起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在《觉醒年代》中，我们可以看见陈独秀性格中的两面，还可以看见蔡元培和辜鸿铭的交锋。《觉醒年代》对非黑即白的观念和人物形象进行了祛魅，让观众看见了一个个立体丰满、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形象。
文学性虽然是基础，但《觉醒年代》并没有因此而过分抒情，相反，它通过“文学”二字，扩展出多条线索，共同呈现出雄浑广阔的历史图景。
《新青年》在当时并不仅仅是一本杂志，它是中国思想解放的声音。它介入了从1915年至1921年的所有历史事件，新文化运动、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青年》是李大钊、胡适、陈独秀、毛泽东等革命同仁们进行思想交流和表达观点的载体，《新青年》编辑部是整部连续剧的地理空间和精神空间。《新青年》伴随着革命先驱们的成长、成熟，逐渐成长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精神号角，直至孕育了中国共产党。
《觉醒年代》中对《新青年》的历史地位进行了高度肯定，这就是其思想性的体现。肯定《新青年》不仅是肯定那些觉醒的青年，更是对那段在国家内忧外患、苦难深重但有识之士勇于发声的历史的尊重。
《觉醒年代》的重点是“觉醒”，而“觉醒”的重点则是“牺牲”，是觉醒的思想是让这些青年们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和牺牲的价值。
在日本留学多年的李大钊回到河北农村老家，孩子们几乎认不出自己的父亲了，而妻子赵纫兰却难掩夫妻相聚的惊喜。李大钊在牺牲，赵纫兰同样也在牺牲。
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被打得遍体鳞伤的陈延年和陈乔年戴上镣铐往前走。然后字幕显示：陈延年，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在上海被捕，宁死不屈，被国民党反动派乱刀砍死，时年29岁。陈乔年，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委员，革命烈士。1928年，被国民党杀害于上海龙华，时年26岁。
陈延年、陈乔年代表的青年一代的死亡呼应并且升华了整部剧的主题，同时也回答了贯穿整部剧的宏大主题：青年为何是时代先锋？中国的未来应该何去何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杨沫在小说《青春之歌》中写道：“要找个人的出路，先找民族的出路。”《觉醒年代》完成的不仅是一次对历史的回溯，更是对当下的联结。
百年前的先贤们执著寻找信仰的过程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有启示价值：一代人的信仰成就了今日的辉煌；一代人的赤诚成就了今日的繁荣；一代人的牺牲成就了今日的和平，一代人的无悔成就了今日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