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忠

究竟应该常态“学陶”，还是以需论学？究竟要系统学陶，还是选择性学习？这两个问题，与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认识、学习程度和理解程度相关，对于很多学陶的朋友来说，是需要讨论的话题。

不久前，《中国教育报》刊登中央教科院研究员储朝晖谈“以陶行知教育思想看‘双减’”的文章。他从三个方面介绍并阐述了陶行知教育理论，对于认识“双减”的意义和实施办法，有中肯的启示。联系实际是这一轮学陶的根本特点，这篇文章可以看成新一波学陶的代表，让陶行知教育思想与现实教育密切联系。新一轮学陶开启于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9月9日发表的《做党和人民的好老师》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活教育理论做了深刻阐述，学陶法陶事业因此有了进一步推进。

在观察和分析古今中外教育现象时，陶行知教育理论极富指导和引领意义。以其所拥有的集大成的力度及高度，思想深远，认识精粹，却平白易懂，是教育的通俗百科全书和行为指南。在解释和指导教育事业方面，这一理论具有鲜明的世界性、历史性和现实性，价值非常高远、宏大和深邃，具备着涵盖、透识、延伸和创新功能。在实践方面也具备着全局性、悠远性和动态性的大气度，能够常用常新。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指出：“行知教育学说和我们的教育事业几乎完全一致。”“完全一致”是宏观评价，提供了可以与时俱进、可应用可师法的学术判断。事实上，“壁立千仞”“有容乃大”，以学陶为主，兼学其他先进教育著作，时时学，经常学，方能学到手，遂事可用，不会临时抱佛脚。换一句话说，行知教育思想能够覆盖生生不息的教育生态现象，使观察解释能够拾遗补缺，深入就里，善识隐蔽，把握未来。

徐特立站在中国共产党事业的高度做的这个评价，显示根本，贯通来去，代表党的声音、教育人的心声。这一评价也是成立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的背景之一。“几乎完全一致”的含义十分广泛，周延性是主要特点之一，这里所谓周延性，特别强调生活教育理论在创立初期就推动了红区和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教育，随实践推移而更为宏大和入世。红区和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教育事业和思想的肇始和圭臬，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初期实践；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改革、教师、学生、家庭、课程教材、教育教学方法技巧、教育实体及其管理、教育反馈等方面都得以赋能和成长。

在学陶走向群众性的同时，需要看到，学陶的重点多在教育的一般原理和理念方面。但对应用于具体事实，如“双减”，就属新兴的、学陶的典型实践和理论需要研究的情况，这恰应该是我们应关注和深入的一种方向。一些教育研究人士则指学陶抓了两头——“天花板”和“地面”，中间层次几乎不见。有人甚至把这种特点归附理论本身，虽然这种评论有片面性，却提醒我们要努力解析和研识。

坚持与时俱进是学习的基本原则，也正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本质。考察学陶现象，会发现学陶的理论界存在一种倾向，翻来覆去就是生活教育的三个原理。其实，我听过几位基层教育人关于学陶的报告，他们接地气，联实际，富感情，往往能够带出气氛，推进学陶形势，打开法陶局面。比如，利用 ppt演示鸡啄米镜头，就引出兴趣教学；讲述“四个糖”的奖励，调动了深潜于学生内心的热度……这些画面虽然现在已经没有新鲜感，而在发端时属于极其优美的生动创造，也包括着不会被忘怀的启迪。

教育是一种精神事业，必须深置于厚重的理论基础才可能生根、开花、结果；必须充盈情感才能够鼓舞参与人士；必须联系实际才可能带出方向感。陶行知教育理论来自教育实践，实践托举着理论；反过来，这一理论又服务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与陶行知同时期的美国专家杜威、华莱士、卡特夫人亲临晓庄和育才两所学校参观，认为这里创造了世界教育的“奇迹”。陶行知与甘地、泰戈尔的学术交往和友谊，反映了他在教育建树上所具的世界品质，极其符合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三个面向的精神。斋藤秋男等颂陶行知属于大众，也是在他们几乎通读了陶行知的事迹之后。推动学陶法陶，是中国的事业，亦且服务世界，助力推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陶友们义不容辞的神圣大业，是“教之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