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 绘

   事例

孩子爆发：“好朋友一直欺负我”

老师倾向于当“和平使者”，希望学生们都是友善、和谐的小天使，事实上，孩子世界里“欺负”同学的事并不少见。

某小学的秦老师一直认为班上孩子都很乖，但就在最近，她发现了学生 A欺负学生 B的事。上完美术课， B怯怯地走到办公室，说有人在他的杯子里洗手，他已经没法喝水了。追问之下，他才吞吞吐吐地说了 A的名字。 A来了之后很快承认，却辩称是经过 B同意才在里边洗手的。当秦老师问 B是不是时，他不敢吱声。

“奇怪，这杯子明明是他喝水的，为什么给你洗手？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杯子洗手？”秦老师问， A这才哑口无言。

秦老师想起，这样的事不止一次。就在前一天，秦老师看到 B在座位上擦眼睛，原来他的笔被 A强行抢走了。即便是在老师面前， A也一口咬定，两支笔，一支是自己的，另一支是别人捡到给他的。秦老师让 A把捡来的那支笔还给 B，并给了 B一卷透明胶，教他把自己的名字贴在笔杆上。

趁着老师让 A把杯子拿去洗干净的这个空隙， B突然哭起来说， A经常欺负他，上学期考试， A还强迫他帮忙写答案，如果及不了格还会找他麻烦。这下，秦老师明白了两个孩子的相处模式：在 A的强势辩解下， B常常压抑自己的想法和需求。老师一再表明“会给 B撑腰”时，他才敢于把想法说出来。

事后，秦老师给 A的妈妈通了一个电话。 A的妈妈感到很惊讶，在她的心中，两个孩子平时很要好，她说要给 B的妈妈打个电话表示歉意，也表示一定会加强孩子这方面的教育。

分歧

一场玩笑，还是一次欺凌？界定不清

当校园霸凌发生时，家校应携手面对。然而，现实中，常常是家长急得“火烧眉毛”，学校处理“淡定自若”。

矛盾集中在认识的分歧。家长张玲玲听说自己孩子被同学抽了一耳光时，非常激动，她的第一反应是找老师帮忙，把对方家长请到学校当面对质，一定要为孩子讨个说法。这种反应非常典型：当孩子受欺负时，尤其是影响到孩子的情绪和状态时，家长首先想到的就是让对方赔礼道歉，为孩子撑腰。

而在老师看来，孩子之间人际关系处理不当，发生一些言语、行为冲突都是正常现象，家长卷入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老师能做的是尽量协调，在双方家长面前保持中立。这种“中立”的态度，在张玲玲看来，却是偏袒实施暴力方的家长，本来对方家长就一味推脱责任，老师们不站出来“主持公道”，受益者当然是实施暴力的一方。

另一个分歧的点在于，如何解决。在张玲玲看来，对方家长和孩子应该诚心诚意地道歉，打人的孩子应该遭受一定惩罚，防止他再次伤害自己孩子。但这一解决方案，在对方家长和老师那儿无法通过，家长说道歉可以，惩罚完全不行，她家孩子是无心之失，也需要保护。这一说法，在老师那儿得到了支持。

正如“中关村二小”事件中，受欺凌学生的家长提出4个条件：处理、惩戒施暴的孩子；保护我的孩子不受二次伤害；让施暴者的家长道歉；对方承担相应的治疗费用，并没得到满足。家长的诉求无法得到满足，是家长觉得学校不重视的根源。

四川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张皓认为，家长、学校任何一方的观点都有理可循，“当事人自身的感受不能作为唯一的证据，如果确实是小打小闹，那么，学校的态度就是正确的。所以，关键在于欺凌现象的定义与鉴别，哪一些现象才属于霸凌？哪一些又不是？”

这样的定义却是空白，不少受访老师表示，学校从没和老师讲过什么是校园霸凌，自己处理该事件只能凭感觉。

此外，老师与老师之间也有观点分歧，有老师认为不要太把校园霸凌“当回事儿”，尤其在小学阶段，孩子之间的行为边界不清晰。但秦老师认为，解决的前提是承认，“孩子之间确实有互相欺负的情况，并且这种欺负不是简单的小打小闹，需要老师给予跟踪式的关注和介入。”

解决

老师在霸凌事件中“举足轻重”

在校园霸凌事件中，老师是事件关键人，他们的态度可能会直接影响事态和学生的发展。

四川省社会科学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张祥荣发现，大部分学生遭受了霸凌后第一时间是找老师求助，但记者了解到，不少老师的表现并不理想，有的老师用“玩笑”息事宁人。

张祥荣认为，老师把霸凌问题简单化有两个原因：“一是认为问题没有那么严重，时间会解决一切，这是比较消极的做法。二是源于老师自身的压力，不想管，觉得花费时间，所以做不到那么细致。”

这一点秦老师特别赞同，她认为，面对校园欺凌，学校的态度为什么会是“避重就轻”？主要是“不敢犯错”，“不仅是学校，很多单位都是如此，出现问题就是失职。”

在学生被欺负事件中，秦老师及时介入，给学生 B长了一番气势，让孩子把心中郁积的想法讲出来，而学生 A也意识到自己错了，及时改正。随后，秦老师在班上做了一番教导，告诉孩子们：同学之间相处了四五年，这份友谊很珍贵，如同兄弟姐妹，应相互尊重、谦让，不要遇到一点小矛盾就大打出手，更不要凭借强势欺负谁。

“面对无数的学生矛盾，学校不可能一一去解决，所以找老师是最直接的办法。”张祥荣建议，首先老师应增强自身对霸凌的认识，不仅仅关注眼前的矛盾，而是把它看成关乎孩子一生的事；其次，提高责任心。他说：“只要老师细心就可以观察到每一位学生的变化，如果学生成绩突然下降，表现出厌学，孤独的情绪，应当进行个别关怀，深入了解情况，进而干预，更严重者叫两方家长协调。”此外，张祥荣建议老师平时可以通过一些主题班会等方式培养学生自信心，当学生学会沟通技巧，有了自信，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善待被霸凌者，需家长引导、学校鼓励、社会正义

产生校园霸凌的根本原因是学生的人际交往出现问题，要让学生自信、无忧地融入团体，需家长引导、学校鼓励、社会正义。

张皓发现，凡是被欺凌者都有相同的人格特征，例如性格内向，胆小怕事，甚至不合群。她建议，当家长发现孩子被霸凌了，可以从两个“干预”着手：首先是干预事情本身，当孩子背后的支持者，“家长先分析事情产生的原因，就事论事，从更好的角度出发，把事情追究到底。”其次是干预孩子的心理。“选择心理医生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进行创伤后的治疗，重建适应能力。被霸凌者需明确自己的弱点，让性格融入群体、团队，重建自信。改变自己才能改变遭遇。”张皓说。

记者了解到，被霸凌者的家长对于此事更多是无奈。“无奈的原因源于社会的关注不够，以至于被霸凌的一方成为一座孤岛。”张祥荣提出一个疑问：倘若一名受到隐性伤害的学生寻找家长、警察帮助，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他们是否会重视学生的求助？

不少国家通过一些做法唤起社会各界对霸凌的关注。英国教育部门拨付了专项经费用于老师培训，帮助老师掌握识别校园欺凌和进行早期干预和行为矫正的方法；挪威的学校建立了全校范围的反欺凌政策，为欺凌者、受害者及家长提供心理咨询；日本不少地方的教育部门和学校设立了“校园欺凌问题对策委员会”等第三方机构，该机构具有自行调查权利，防止学校和教育部门牺牲学生的利益。目前，我国无论在法律，还是在第三方机构的建设上还是空白。

“四川省有危机干预中心，但工作强度、力度和有效性都有待加强，宣传力度也不够。”张皓说。但张祥荣认为，第三方机构作用有限，只能算一个“援助机构”，关键依然是培养孩子的道德品质和交流技巧。

张皓建议，创造一个有“正义感”的环境，可以遏制霸凌的发生，“霸凌是重复产生的事件，不是偶发事件，要中断反复的链条才可以真正制止霸凌。”

国外曾进行过一些现场的霸凌实验，两个大孩子对小孩子进行语言暴力，观察周围的人有什么反应，现场有的人会制止，有的人要求小孩坐到他身边，还有的人直接批评欺凌者。张皓说：“周围环境的正义感增加，会减少霸凌的发生。”

解决校园霸凌的第一步，是面对。关注霸凌时，我们应始终思考一个问题：究竟如何做才是对孩子好？而且是真正、长远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