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在《猛虎集》序里说:世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

《我们时代的诗人》是著名诗人陈东东十年心血之作，讲述诗人昌耀、食指、骆一禾、张枣的人生故事与文学江湖。

诗人，在如今的世俗眼里，是个好说不好听的职业。如网上流传的段子：一个人若被介绍为是诗人，便会怫然道：你才是诗人！你们全家都是诗人！诗人差不多与疯子同义，至少在大众眼里，多少有些另类，甚至还有不少精神不大正常的。当然，这也并非全是大众无中生有的刻板印象，比如海子卧轨自杀、顾城杀妻并自尽，诗人有时是用行动给自己的身份“抹黑”的。

陈东东讲述的这几位诗人的人生和归宿如何呢？用世俗角度来衡量，都不怎么样。王昌耀、郭路生的人生，有着很深的时代烙印，时代的偏差造就了他们多舛的命运。陈冬冬说他们是“从小被打入另册”的诗人，“一开始就自知自己是边缘人和时代的弃儿。”而张枣受时代的裹挟成分不大，他的苦闷更多是徘徊于出国与归国、创作与笔枯之间，年仅48岁就因肺癌离世。骆一禾更是英年早逝。

陈东东用“大陆的鲁滨逊”来形容我们时代的诗人，因为鲁滨逊转过身去，背对汪洋。到岸上开辟自己的领地。一切都是由诗人们自行操办的，当代诗人既是诗歌作者，又是自己诗歌的编辑者、出版者和推介者，又是热心和够格的读者。当代诗人往往还是自己诗歌的批评者，而且充任过几回自己诗歌的授奖者。……

诗人可能注定要过一种异于常人的生活，但是诗人可怜吗？用吴淡如在一篇散文中讲的故事来解答这个问题吧。吴淡如非常喜欢因峇里岛，她说：我常常想飞到那个岛上去，因峇里岛的空气中总是弥漫着平静而温情的空气。我没有看过哪一个地方的居民，比这里的人更懂得享受生活，非关物质的丰饶或贫瘠；乐天知命、毫不虚伪的笑容，总在他们脸上。

”他们没有偶像，每天都在拜神，又不祈求什么具体物事；他们送死如迎生，兴高采烈地庆祝，除了礼服，似乎与办婚礼也没什么不同；他们懂得生活，杀价不成仍会对你微笑。大热天在竹棚子下睡觉，下雨天看荷叶上的露珠、海水退潮后就在沙滩上洗海水浴，他们把陌生人都当好人。观光发展了一百年，人心腐化者有限。他们是快乐的。你看他们自家院落总是繁花似锦，他们是浑然天成的园艺家。有一次，有人从因峇里岛回来，把我说了一顿，推荐那种‘落后’国家干么？他说因峇里岛人家无浴室，男男女女在梯田农事过后便在同一条溪中洗澡，女人洗上游，男人洗下游，“可怜”极了！我这才领悟有些人跟我表面上活在同一个世界，但实际上是活在两个世界，不可与言，当他还认为追求文明是唯一正道时，不要对他谈‘葛天氏之民’。他们哪里可怜？我们才可怜！可见，究竟谁该可怜谁，都是不好说的。”

本书说，张枣在德国介绍自己时总不忘说“我是个诗人”。陈东东写道：幸好，他是个诗人，大概那的确可以救命。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深更半夜我会被电话铃吵醒，抓起话筒，能听到张枣振奋的声音：“我正在写一首新诗，很重要，现写了四句，你听听……”很可能，不是枯燥和孤寂保护了他的诗才，而是诗才把他从枯燥和孤寂里救了出来。

骆一禾在长诗《修远》中写道：那朝霞

诗人因自己的性格而化作灰烬

我的诗丢在道路上

一队天灵盖上挖出来的火苗

穿过我的头顶

请把诗带走，还我一个人

修远呐

在朝霞里

我看见我从一个诗人

变成一个人

撇开世俗幸福之视角，撇开功利心，再审视诗人，其实，不过是人生的一种选择罢了。叔本华在《人生的智慧》一书中将人的快乐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为机体新陈代谢能力所带来的乐趣：这包括吃喝、消化、休息和睡觉。在一些国家，这类快乐获得首肯，这类活动甚至成为全民性的娱乐。第二类是发挥肌肉力量所带来的乐趣：这些包括步行、跳跃、击剑、骑马、舞蹈、狩猎和各种各样的体育游戏；甚至打斗和战争也包括在内。第三类为施展感觉能力方面的乐趣：这些包括观察、思考、感觉、阅读、默想、写作、学习、发明、演奏音乐和思考哲学等。”

叔本华认为只有第三类才是当属于人类的乐趣，但我觉得人生是应该存在多样化多层次性的。对他人，多一分宽容，多一分理解，世界才会丰富多彩，文化才会有希望。

据说，在北大“德先生赛先生”雕像旁的一次纪念海子的聚会上，骆一禾曾将圣琼·佩斯的一句话高声朗诵：“诗人，就是那些不能还原为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