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少数民族古籍为1949年以前）。中国古代书籍所用材料多为质地轻薄的绢和纸，随着岁月的流转，很容易破损、污渍、被虫吃鼠咬……专业称之为“古籍病害”。

如人生病了一样，古籍生病了也需要治疗，于是古籍修复师应运而生。尽管近些年我国加大了古籍保护的力度，但古籍修复与保护现状仍旧堪忧，如何才能让古籍“活”起来，延续文化命脉？

透着光线，尚子平在研究古籍纸张的质地、纹理，以便找到与之最为相似的纸张进行修补，专业称之为“配纸”。

在古籍修复领域，师徒仍然是主要的传承关系。图为杨世全和弟子尚子平。

一件白大褂、一个工具箱、一张塑料垫板，这就是一个古籍修复师所要的装备，剩下的是长时间的伏案劳动，必须倾尽目力与心力。他们视自己为“剪刀工”“锥子工”“修补匠”，但其实，他们是“不在故宫”的文物修复专家。

“书有毁裂，裂薄纸如薤叶以补织，微相入，殆无际会，自非向明举之，略不觉补。”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的记载，是关于古籍修复技艺的最早记载。唐代以前，由于古籍装帧形式以卷装为主，古籍的装裱、修复被称作装潢、装褙。五代以后，板印书籍大量出现，卷轴字画的装裱与修复和册页书籍的装订与修复逐渐出现明显分工。因此今天古籍的修复包括字画修复、书籍修复两个方面。

古籍修复自古流派纷呈，蜀派曾以“借尸还魂”名噪天下，即以新纸替换旧纸，而不损伤原来的字迹，这样便可大大延长古籍寿命。随着传承人年龄增长，各流派的逐渐消失，古籍修复技艺正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

修书如修人

用毛笔蘸取特制的浆糊一点，再将新的纸张轻轻放在破损处，一个“虫眼”便被补上。杨世全缓慢而有节奏地重复着这样的动作，如果放在从前，他一定会抱怨运气太差，拿到这么烂的书来补。“书页像麻子的脸。”

杨世全是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的一名修复师，任何听到杨世全经历的人都会惊讶。5年前，杨世全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急脾气，用他自己的话说，“超不过车都要骂人的那种。”

2012年，杨世全到成都人才市场交社保材料，发现一个古籍修复招工的信息。“我平时喜欢看些考古、文化的电视，想着是不是那方面的工作，就去打听。”“那时候，这个工作又苦、钱又少，基本没人做，除了学历，没有什么门槛。”

丢掉方向盘，拿起毛笔、镊子的杨世全，却为自己的一时冲动恼火不已。“一天要坐七八个小时，心里慌呀！”

那时，要进入修复中心工作，必先经历9个月的基本功培训。在培训期间，杨世全发现修复古籍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容易。一本古籍从书库提取出来后，先要拍照存档，然后分析病害，确定修复方案。紧接着才能进行拆页、编号、选配补纸、修补、装订、压平等程序。

杨世全的师傅看他坐不住，就告诉他，心慌就先别动手，走廊里晃两圈再回来。后来杨世全才知道，经过岁月洗礼的古籍文献已经相当脆弱，稍不注意，就会造成二次损伤。“心里不平静，好书都要修烂。”

杨世全常常自称是“剪刀工”。古籍修复要求“书平口齐”，在修复完成后，需要裁剪和用重物压平。古籍用纸普遍柔软、韧性强，裁剪时尤其“考手艺”，好的修复师一剪刀下去，书口既端且直。摸惯了方向盘的杨世全，拿起剪刀手发抖，为了过“剪刀关”，常常拿起棉布，剪到深夜。

古籍修复中最难的是拼凑碎片。去年，中心接到一件唐代手写本《大般若经》，这件写本已经断成几节，高度絮化。

“已经算不是纸本了，就是一坨坨的纸纤维，稍有不慎，字就会变形。”杨世全参与的《大般若经》的修复，他用放大镜看，用镊子揭取，和同事们花了3个多月时间，才把一坨乱絮展平。有的文字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了，他又找来原文一一对照，尽量恢复其原貌。

“如果没有坚持，到不了今天。”如今，杨世全已经成了修复中心的业务骨干。除了工作，他也开始带徒弟。

工作中的杨世全极为严厉，“修书就像修人，修书要老老老实、一丝不苟，不然过几年，书就会出问题；做人也一样，耍不得滑头。”

古籍是祖先灵魂栖息的地方

尚子平是西南民族大学历史学专业的毕业生，今年刚到修复中心工作，他的师傅就是杨世全。

尚子平对师傅的修复技术十分佩服。“古籍修复最难的就是诊断病害的种类，选用不同的修复手段和材料。”“像杨老师他们，一看一摸，就能明白。”

古籍修复工作远比我们想象中复杂得多。像人会得疑难杂症一样，“书病”也是千奇百怪：南方温热潮湿，书籍容易水渍、粘连、霉变，而北方，则容易断裂、焦脆、风化。往往一件古籍存在多种病害组合，如果不能“确诊”书籍病害种类，便不能选用合适的修补技法，这将对古籍造成二次损害。

而每一种病害都不好对付，被酸化的，要采取酸碱中和的办法，把古籍的书叶泡在碱性溶液里；书页粘连的，要给古籍包上皮纸和毛巾，放在竹制蒸笼上蒸熏，让纸张间的墨汁和水渍慢慢化开……这时候修复师就要像“全科医生”那样，掌握方法，对症下药。

要成为古籍修复领域的“全科医生”，必须经过长时间的一线操作和接触大量不同病害类型的书籍。除此之外，修复师还需要积累各种与书籍相关的知识，造纸、印刷、文献、版本、艺术、宗教等专业，还要了解微生物、物理、化学等现代科学知识。这些知识可以使他们在进行古籍修复时，更全面了解书的病情，更合理调配修复材料，更科学地制订修复方案。

“很少有年轻人耐得住这样的寡淡而清贫的生活。”尚子平说，古籍修复对技术要求高，费时费工，收入也很低。

官天丞是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古籍鉴定与修复专业2017届毕业生，目前在修复中心实习。他们专业的60名同学中，只有2人选择相关工作。“更多人做互联网、销售去了。”

尚子平到修复中心工作，同样也是因为爱好。“我小时候收集了很多古书来看，祖母并不懂得其中的价值，趁我不注意全部卖给了鞭炮厂做炮仗，我哭了好几天。”上大学时，尚子平填报了自己感兴趣的古文字专业，这为他进行古籍修复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尚子平说，有时修复图书的内容是篆书写成的，“不认识的话，修起来就很麻烦。”“不少书画中还有印章，过去官方印章用的是‘九叠篆’，字的笔画弯过来拐过去，要做修复，必须要有了解。”如今，连师傅杨世全也经常向尚子平请教古文字方面的知识。

看着案头堆积如山的古籍文献，尚子平常常会想，这些书可能一辈子也修不完，为什么还要执著地去修呢？

“就像家谱一样，你说它有什么用？但当你的儿孙问起你，我们的祖先是从哪里来的，干什么的时候，你可能会思考它的意义。”尚子平说，修复古籍是穿越时空，与古人进行对话的一种特殊职业和特殊生命体验，拨开历史的风尘，甚至可以揣度著书人的外貌和神情。“古籍是祖先灵魂栖息的地方，有我们的根。”

        古籍修复还需更多人来坚守

四川是古代移民大省，南来北往的移民，带给四川多元而丰富的文化遗存，古籍文献保有量巨大。据初步统计，四川有公藏古籍文献250余万册（件），由于气候湿热和保存不善等原因，有150余万册（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毁。

然而，四川专业从事古籍文献修复的人员又极其缺乏，全省不超过60人。以四川省图书馆为例，该馆现存古籍近75万册，而古籍修复师只有4位，远远满足不了需求。

“在保证现有的东西不再损坏的前提下，修完这些古籍文献，需要好几百年。”修复中心主任彭德泉说，现在很多大专院校都开设了古籍文献修复专业，但是他们的毕业生实践操作能力基本为零，“过于偏重理论了。”

一边是省市图书馆、博物馆大量亟待修复的文物，一边是行业人才难以为继的难题，面对这个难题，彭德泉认为，改革人才培养方式，是重要途径。

据彭德泉了解，目前全国古籍文献修复专业办得好的有南京的莫愁职业学校、复旦大学以及中山大学。“古籍修复是一个交叉学科，修复师不仅要具备化学、生物、美术方面的知识，还需要在材料、墨迹等领域有相关研究，实践性非常强，所以实践中的传帮带非常重要。”

彭德泉曾亲自到复旦去调查，发现人家的古籍修复专业，即便到了硕士阶段，仍然重视技术传授，学生入学就要学习染纸、拓片、修补、雕刻等基本技能，学生动手能力很强。“其他的学校能不能学习借鉴呢？”

好在，古籍文献修复已经得到了各界的重视，该项技艺也于2008年被列为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去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成立了国家级古籍修复传习所，定期派专家来传授技艺。

“如果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对接的矛盾能够解决，古籍修复将会逐渐迎来一个美好的前景。”彭德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