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杜威的观点，教育就是个摆渡的过程，就是让儿童从现有生活走向适应未来社会生活的过程。而摆渡过程中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课程，广而言之，学校乃至于师生所面对的一切都是课程。教师是一所学校最重要的课程资源，如何盘活现有的课程资源进行科学规划是一个校长办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和最终落脚点。翻阅王德如博士的《课程文化自觉论》，在论述校本课程时说：“作为管理者的校长，应该营造一种校本课程开发所需要的支持性的学校文化。”我非常赞同此观点，课程的背后是文化。王德如博士认为学校文化从纵向划分，可以分为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分别构成了学校文化的表层、中层和深层结构。学校文化的表层和中层很容易形成，而深层就需要全体教职工的共同努力。校长应该建立民主、开放的学校组织机构，实施民主管理，为校本课程开发提供一个支持性的学校文化氛围。

校本课程开发的基点在学校，校长是一所学校的灵魂和核心。构建任何一门校本课程，都要有明确的教育思想和学校办学目标的分解。学校的教育哲学决定着学校的发展愿景，教育哲学的集中体现就是学校践行一种什么样的教育观。在以人为本已经成为共识的语境下，开发学校文化就必须思考学校的师生在哪里？我们要到哪儿去？开发的校本课程在整个教育摆渡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工具角色？这就需要首先梳理和明晰学校的理念文化体系。思路不清，举措不明的学校文化之下开发出来的课程大抵就是五花八门、杂乱无章的摆设和表演，热闹之后没有什么价值可言。因此，开发校本课程的背后是搞清楚学校理念文化的谱系。

有人说，教育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文化治。文化治的氛围和环境一定是民主、自由的。如果把教育比作农业，那么课程就是农产品，学校就是田园，只要有阳光雨露，有肥沃的土地，加上农民勤于耕作，庄稼就会长得很好。反之，就会揠苗助长。而当前中小学校本课程中揠苗助长的事情并不少见。什么年龄做什么事，读什么书，这是科学，是教育规律。反观那些把《三字经》《弟子规》《论语》《中庸》《大学》作为中小学校本课程的，是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思想在作祟。有人可能会说，古时候的人就读这些，不也很好吗？我想说，教育应适应时代的变化，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适应和更好地传承。用昨天的知识经验来培养适应明天社会生活的人本身就是有距离的，而读经这一类的校本课程则是把距离拉得更远。

走向后现代的课程观呼唤参与和合作，没有参与性和合作性的教师就没法开发出具有参与性和合作性的课程。而校本课程的开发必须依赖于教师，因此，学校必须思考教师既有的专业技能和时间，这其实就是走向班本的校本课程。我常常在讲座中提起河北石家庄桥西实验小学那个合唱班的老师和孩子们。班主任是音乐老师，结果班上所有孩子的合唱都非常专业。记得我曾经在教小学语文时，班上孩子喜欢写作，发表了不少作品，孩子们也喜欢阅读，我也经常和孩子们一起读书。不过，那个时候我不懂什么叫做校本课程，现在想想，如果体系化、目标化来思考和建构，这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作者单位：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教育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