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顺庆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幅他中学时代拉小提琴的画，面庞轮廓分明、目光炯炯有神。

他依然怀念那个时代，16岁，因为能够娴熟地拉二胡和小提琴而进入学校宣传队。后来当了文艺兵，跟着部队扛着重重的行李穿梭在崎岖的山间，吃过很多苦头。得益于过去的磨炼，如今的曹顺庆虽逾耳顺之年，身体依旧健朗，甚至还能下河游泳。

如今，曹顺庆已是国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的顶尖人物，他提出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变异学理论令国际瞩目。而今，他和同道们一起奔忙，为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发声”。

跳出圈子，方能“一览众山小”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苏轼用“雪泥鸿爪”感慨人生际遇，捉摸不定。若说命运的沉浮起落，曹顺庆的经历倒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1970年，16岁的曹顺庆考上了文艺兵，在部队文工团先拉二胡，后拉小提琴。1976年，作为最后一批被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他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文学评论专业学习。当时，复旦大学的古典文学研究在国内首屈一指，会集了一大批如刘大杰、陈望道、朱东润、蒋孔阳、赵景深等大师级的资深教授。

正是在学术大师魅力的感召和浓厚学术氛围的影响下，曹顺庆从一名工农兵学员，慢慢成长为一名有志于古典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大学期间，他便开始尝试写一些研究古代文论的文章。“记得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孔子的美学思想的，给蒋孔阳、王运熙等老师看过，他们指导和修改后，收录在复旦大学一个学生论文集里。”

1980年，曹顺庆大学毕业。由于当年复旦大学古典文学专业不招研究生，他偶然发现著名学者、四川大学的杨明照教授招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硕士，所以就报考了四川大学，成为杨先生的入门弟子。

一捋美髯、仙风道骨的“杨大胡子”杨明照，是川大中文系的老系主任，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和文献研究。尤其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经典《文心雕龙》的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被称为“龙学泰斗”。

曹顺庆刚到四川大学的时候，杨明照正在给1977级的大学生讲《文心雕龙》，他就跟着旁听。“先生上课只带一个小笔记本，上课时先把《文心雕龙》原文背诵一遍，然后再逐字逐句地讲解。”

杨明照当时已经70多岁了，他的“背功”让听课的学生都很惊讶。杨先生的书房叫“学不已斋”，曹顺庆还记得，“每次去找杨老师的时候，他都在伏案写作，桌上放着一套‘十三经’。”

曹顺庆跟着杨明照学习中国古典文论，背诵《文赋》《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典籍基础。他的硕士论文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上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看了该文后还专门给他写信，说读了“很受启发”。

在外人看来，如果曹顺庆继续跟着杨明照深研“龙学”，必能在古典文论领域有一番建树，可他偏偏“不求安稳”。

曹顺庆发现，当时的古代文论研究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比如对中国古典文学中“风骨”的研究，讨论了近半个世纪，仍然没人能说清楚。有人认为“风”是形式，“骨”是内容；有人说“风”是内容，“骨”是形式；还有人说“风”既是内容也是形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曹顺庆找原文来读，发现其实很好理解。“为什么很好懂的东西，反而越说越糊涂呢？西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概念呢？”

后来他发现，西方文论中朗吉努斯的“崇高”就与之相似，并将两者对照解读，原先的困惑顿时豁然开朗。“能否沿着这样的思路，进一步拓深我们的古代文论研究呢？能否吸收西方文学理论的精华，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所用？”

跳出圈子，登高望远，方能“一览众山小”。

然而，要在学术上改弦更张，曹顺庆心里有些“打鼓”。他忐忑地写了一篇《知无涯，学不已》，把自己拓宽古代文论研究路子的想法告诉老师杨明照。

没想到杨先生很赞同他的看法，认为在目前这样一个语境下，沿着典籍校勘的治学路子继续研究古代文论已经不好走了，“不妨把视野放得开阔一些，可以尝试着走走中西比较的路子！”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在老一辈学者的鼓励下，曹顺庆在比较文学研究的的路子上越走越远。钱钟书先生常与他通信，询问研究进展，勉励他抱定宗旨，坚持道路。如今，曹顺庆又常拿出这些信件激励自己的学生，引得台下一片惊呼。

上世纪80年代，曹顺庆作为大陆比较文学学科的骨干去香港交流，他用在当时来说很高的补贴工资，带回了很多珍贵的书籍资料，听得学生既羡慕又感慨。

30多年前，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在港台地区，那边的学者较大陆学者更早接触到西方的学术前沿。当时，台湾学界有一种主流观点：援引西方理论来阐发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便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特色。

然而，这种阐发研究仅仅是一种普通的文学研究方法，并不能让“中国学派”立住脚。

在曹顺庆看来，国内文艺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失语症”，“我们不会用属于自己的理论话语，只能借助西方的整套话语来发声，所以，导致了严重的失语状态”。

失语痼疾沉溺已久，话语重建谈何容易。

曹顺庆深刻地意识到，要改变“失语”现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创新，所以几十年来，他“昼夜兼程”，为“中国学派”修筑理论基础。

上世纪90年代，曹顺庆的两篇文章在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一篇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文章开篇即指出“跨文化研究”是中国学派的基本特色，他的“理论大厦”由跨文化的“阐发法”、中西互补的“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的“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的“对话法”及旨在追求理论重构的“整合与建构”法5根支柱撑起。这套理论框架，受到了同道的高度评价。台湾著名学者古添洪称赞道：“最为体大思精，可谓已综合了台湾与大陆两地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策略与指归，实可作为‘中国学派’在大陆再出发与实践的蓝图。”

另一篇是《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他尖锐地指出，我们不会用属于自己的理论话语，这背后有文化冲击的原因，反映了一个民族心态的失衡和价值判断的扭曲。文章呼吁要“接上传统文化的血脉”，要学会摹仿，更要懂得创新。

靠着敏锐的学术嗅觉，曹顺庆大胆地提出比较文学的重心，正在由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主导的西方阵地向东方转移。2005年，曹顺庆提出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2014年，该理论的英文版专著《 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由德国知名出版社斯普林格出版。该书系统地归纳了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研究范式的特点及其弊端，进而提出了适用于当前多元文化时代和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新型方法论体系。

国内学界很珍惜这套理论与方法，新近编订的比较文学类教材与读物通常都要呈现它的内容并突出它的意义。国外同道也不吝溢美之词，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杜威·佛克马说：“变异学是对法、美学派研究范式弊端的一个回应。”欧洲科学院院士西奥·德汉教授表示，变异学“将成为比较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以将其从西方中心主义方法的泥潭中解脱出来，拉向一种更为普遍的范畴”。美国哈佛大学达姆罗什教授也对曹顺庆提供的中国视角表示欢迎，认为它“对变异的强调提供了很好的一个视角，一则超越了亨廷顿式简单的文化冲突模式，再者也跨越了普遍的同质化趋向”。

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中国学派”也更有底气。今年上半年结题的“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是曹顺庆主持的一个教育部重大社科项目，以超过440万字的厚重成果，辅以大量的案例材料，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规律，为我国文化建设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了有益借鉴。

当下，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图象化作品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代以语言文字为特征的文学艺术。不少西方学者慌了神，惊呼“文学即将死亡！”

“中国文学的传统就并不过分迷信语言文字，认为解决‘道不可道’、‘言不尽意’的最佳办法是‘立象尽意’，也就是通过图象来解决语言的不足。”曹顺庆认为，中国文人历来强调好诗：“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立象尽意”让中国文化走上了一条诗性化的道路，中国文学与文论，也极大地受益于这一图象化的道路。

移步换景，别有洞天。从全球范围来看，异质差距太大的文明间，对话与沟通是很困难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外文论比较向我们展开了新视野，其中孕育着无限的生机。”曹顺庆对比较研究的道路充满底气，图象化时代文学或许可以在“中国智慧”中找到一条起死回生之路。

“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

“入门须正，立志须高”是他的“门规”。他慨叹于当下是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总是以成为学术大师的远大目标激励学生。

在学生眼里，曹顺庆还是个极严格的老师。他给博士生开设有“十三经”导读和中外文论课，而学“十三经”所用的教材，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十三经注疏》繁体竖版影印本。每次学生们抱着这样两本厚厚的古籍走在校园里，总能吸引超高的“回头率”。

他要求学生能流利地朗读这些原典。且不说断句，其中的繁体字和异体字，就难倒了一大批人。他的学生反映，每次大家上课前，都要提前通读下一节课的所有内容，课堂上更是一直处于神经紧绷的状态。

最让学生“胆战心惊”的是中外文论课。这门课分上下节，上半节课是中国古代文论，主要涉及《毛诗序》《文赋》《文心雕龙》《诗品序》《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等，曹顺庆要求学生必须将这些文论著作和文章全部背诵出来。

他常常随机点名学生起来背诵一段，然后打断，再抽下一位同学接上，如此，每个同学每节课都会有两次机会被叫起来背诵。

曹顺庆大力提倡使用英文原文理论教材。譬如，当代西方文论的教材，用的是英国理论名家特雷·伊格尔顿的英文原著《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有一位博士生，入学前曾在一所高校教授西方文论课程多年。在学习《文学理论导论》英文原著时，他恍然大悟：“新批评的细读原来是这样的！”原来，他过去读的是一些中文译本教材，或是改编教材，以为“细读”就是“仔细地阅读”，孰不知“细读”是对英文原文“close reading”不准确的翻译。

根据新批评理论的整体情况来看，“ close read?ing”这一术语是指“封闭式阅读”，即把那些传统批评理论中的历史因素、传记材料、读者反应等与文本剥离，而只注重文本，重视文本内部的分析。将“close reading”翻译为“封闭式阅读”，更能体现此一术语的内涵，而且不会像“细读”那样容易导致误解和误读。

在曹顺庆看来，“话语重建”绝对不是自我封闭和自说自话。“中国话语”也有其局限之处，充分地交流和谦虚地借鉴，才能重新唤醒其蓬勃的活力。做学问与做人同理，正如一泓清流，既不随波逐流，又能海纳百川，方知“昨日之来处，明日之去处”。

对学生的论文写作，曹顺庆的要求也极高。他认为，学生正当是在年轻力盛、思维活跃之时，应将每一次写作当作是立身之著来完成，务必精益求精。要求学生要写就写学界第一篇，要敢于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别人写过的坚决不写，学术价值、现实意义不足的坚决不写。

研究文学，极费心力，常易焦躁，曹顺庆有应对妙方，就是怀一颗幽默的心。

而在学生印象里，曹顺庆绝不是一个“老学究”的形象。他特别关注年轻一代接触的事物，诸如手机微信、 QQ等工具，他都能玩转，就连每天晒出的微信计步也绝不落下风。“年轻的心”总能让他和学生找到共同话题。

他还是个“段子手”，常跟学生们说：“我不仅要关心你们的学业，也要过问你们的终身大事。”每届新生见面会自我介绍环节，必不可少的一项就是要汇报是否有对象。他常打趣地说，学术不能“近亲繁殖”，同门可以“内部消化”，有时候还会热情地帮忙“牵线搭桥”。在他看来，学生的学业固然重要，若能兼顾感情则更佳。

有一次，在学生的婚礼上，曹顺庆现场出“考题”，作对子。因为新郎新娘是师兄妹，新郎道：“爱国，爱家，爱师妹。”新娘对曰：“防火，防盗，防师兄。”在座者无不捧腹。

外出开会或讲学，曹顺庆也常常带着自己的学生，他认为这是学生学习提升的好机会。如果是男生，他会和学生共住一个房间，天上地下、天南海北地聊到深夜。

所以，学生们攻读博士的几年固然艰辛，但留下的依然是美好愉快的回忆。毕业多年后，许多学生还时常感慨：“真想重回川大，再当一回曹老师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