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时代成长起来的少年——从“文学梦想”到经世济民”

除了墙壁上的字画，刘诗白的家里没有过多的装饰，如他本人一样，简朴整洁。客厅的一侧柜台上摆放着两张小孩的相框，格外引人注目。“那是我的两个曾孙。”提及小曾孙，刘诗白和所有老人一样，总会流露出倍加疼爱的笑容。

如今幸福美满、四代同堂的刘诗白，却有一个并不安稳的童年。

1925年，刘诗白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高才生，母亲工于诗词歌赋，家里丰富的藏书和浓郁的文化熏陶，使他从小就热爱文学和社会科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刘诗白跟随家人从上海挤上开往重庆万县的小轮船。在逃亡回重庆的路上，他耳闻目睹侵略者的野蛮暴行，便在心中萌生出救国兴邦的愿望。不久后，12岁的他便在《万县日报》发表了一首诗，呼吁民众团结一心坚持抗战。

在重庆读中学时，大后方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国统区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传播，对刘诗白影响极大。他还曾经以笔名“刘影茶”，在当时重庆新民晚报》等媒体上发表散文和小说。

青少年时代的刘诗白热爱文学写作，饱读鲁迅、巴金的著作，以及高尔基的《母亲》、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华日报和解放区出版的革命书刊，以及左派学者的哲学、社会科学论著。

因为生活在民族危亡和战争年代，切身体会到民众颠沛流离、生灵涂炭的境况，让刘诗白渐渐从“文学梦”中抬头，他认为，想要改变中国贫穷的命运，想要摆脱中国人受压迫的命运，学经济是最好的报国方式。

1942年，刘诗白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当时的大学学风浓厚，到处都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大家谈论的总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人们思考的问题是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兴亡。“当时的年轻人十分爱读书，即使物资生活艰苦，但精神生活很丰富。”刘诗白说。

《资本论》是刘诗白步入经济学殿堂的向导，年少时，他就已经接触和阅读过这部著作。进入大学后，他进一步阅读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还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等大批西方经济学原著。

正是这些经典原著的养料，为刘诗白后来的经济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虽已年过九十，刘诗白仍清晰地记得年轻时读过的一系列书籍，甚至连译者、出版社都记得清清楚楚。他笑着说：人老了，就容易记远不记近。”

走在时代前面的经济学家——用理论研究为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怀揣报国理想的刘诗白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研究。

传统理论把社会主义所有制规定为“一大二公”，刘诗白是我国较早提出社会主义所有制多元性的学者之一。早在1979年，他就认真思索如何构建多样所有制结构，寻找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以取代传统的国有国营模式。

“当时传统单一的公有制已经让国民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境地。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理论工作者就必须有前瞻性，拿出创新的理论解决人们在思想认识上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刘诗白回忆当时情形，仍心潮起伏，“没有理论的创新，我们的任何改革开放新政策都难以执行。”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刘诗白不断发表文章，著书立论，大胆突破禁区，阐述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具有多元性及公有制具有多样实现形式的观点，从理论上解决了要不要非公经济的问题。1986年以后，刘诗白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国有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论文，对过去理论界认为“离经叛道”的产权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

“改革的核心是国有经济，要把中央计划体制变成商品经济。”刘诗白认为，搞活国有企业，就要把国有企业变成独立的市场主体，这就意味着企业要有能够独立支配的财产权。什么是财产权，什么是企业财产权，什么是企业法人，什么是法人财产……这都是经济学家们很陌生的概念，产权问题引发了一场大争论。刘诗白发表了大量有关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和组建股份公司制的文章，出版了《产权新论》这本著作。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企业自主经营，价格放开后，出现了价格波动、市场疲软、企业开工不足、生产力过剩等问题，刘诗白提出《转型期经济过剩运行》的论题和应对之策。随着世界新的科技革命的兴起，他又开始研究科学技术与新经济的发展，《现代财富论》一书问世了。

“刘诗白主张构建新的产权制度，是搞活我国国有企业的突破口。”当时新闻舆论这样评价。对此，刘诗白只是平静而谦和地说，“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认识有先有后，我不过属于思想转弯较早的人而已。”

“经济学家如果没有亲身的体验，无法将自己的见解上升为理论，更不能为社会有所贡献。”刘诗白认为，自己对国有企业市场化、企业产权等领域的理论探索，来自于对企业、农村进行的调研。改革开放以来，刘诗白和许多同行一样，跑工厂，跑农村，参加讨论会，提建议，写文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势。

“经济学家的正确思想只能来自于实践，书斋里永远找不出现成的答案。”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刘诗白就密切关注刚成立不久的深圳特区，几乎每年都要前往广东和特区进行调研，后来，调查范围也从深圳、珠海等特区扩大到珠江三角洲以及后来崛起的无锡、温州、上海……从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中，他给自己的理论探索找到了有力依据，更加强化了其一贯主张的理论研究要为经济建设和改革服务的思想，使自己的许多对策建议屡屡为政府决策部门所采纳。

针对我国金融体制缺乏活力和资金分配吃大锅饭的诸多弊端，刘诗白在1985年率先提出银行企业化改革的设想，如今已成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现实；1990年提出的“缓解市场疲软十策”被中央采纳，对治理当时疲软的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根据中国经济的实际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出现新问题就研究新问题，然后尽可能上升为理论。”尽管出了那么多专著，刘诗白却自诩为一个没有多少高深理论的“杂家”。

上世纪90年代，从学校行政领导岗位退下来的刘诗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为地方改革和建设建言献策上，发挥智囊作用。2008年，刘诗白因在经济理论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对四川经济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荣膺“影响四川·改革开放30周年10大最具标志性风云人物”称号。

教学路上的老兵——70年杏坛执鞭无怨无悔

此次获得“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刘诗白将100万元的奖金全部捐赠给西南财经大学，希望更多有志之士参与到经济学研究中来，激励中国学术的进步与发展。而在此之前，他还设立了“刘诗白经济学奖”，旨在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推出更多经济学研究的精品力作。

刘诗白不仅在经济学上成就卓著，在教学生涯中也是“桃李满天下”。在西南财经大学工作时间超过半个世纪，这位老人淡然地称自己为“教学路上的一名老兵”，为自己在年少时选择了教学岗位而感到欣慰。

70年杏坛执鞭，刘诗白教过很多学生，他们中很多如今都成了国内经济学界的“大腕”。日前，他们在西南财大齐聚一堂，共同研讨刘诗白教授的重要学术思想。在鲜花与掌声的包围中，这位满头白发的老人，一如既往的谦逊、低调。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义平曾是刘诗白的学生，他把刘诗白当做自己的终身导师，“我如今遇到问题也会向他请教，他会把实际问题上升到理论基础，善于从实践中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在李义平看来，刘诗白既是经济学家，又是教育家，然而，教育家比经济学家更稀缺。

“他的教育思想是登高望远的，有着先进的科学思维。”李义平讲到，刘诗白会教导学生研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特别是《资本论》，让学生有扎实的经济学功底。他还教导学生要有与时俱进的超前意识、实践意识和民族意识。

姜海洋大校曾是刘诗白2008年开始带的国防专业博士生，当他快毕业时，原本想已经86岁高龄的导师能把毕业论文的摘要和目录看完就好，没想到刘诗白不仅看完了15万字的全文，还对定义、用词、数字等不准确的地方进行了详尽的批改和标注，论文上布满了一道道红色的批注线，不少页面上都有折痕。

在教学中，刘诗白重视与学生进行问题讨论，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年事已高的他，近几年虽不再带学生，但他依然关注着学生的发展。他要求自己的学生要树立思维创新，年轻学者要敢于大胆质疑。

“要立足新实际，探讨新理论。”刘诗白建议，现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越加宏伟，需要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多，也有更好从事研究的条件和机会。年轻一代的经济学者要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做大学问，去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大问题。

刘诗白在西南财经大学工作了几十年，1985年至1990年期间，担任西南财经大学校长，之后担任名誉校长。作为校长，他大力开拓创新，推动教学质量提高，学术水平提升，学校增进声誉。用西南财经大学原校长王裕国的话来讲：“他是打开校门的首位校长。”

王裕国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刚开始搞改革开放，高等院校学科水平较弱，欠缺高等人才，刘诗白就请来一大批经济学家来校任兼职教授，开拓师生学术视野，推动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刘诗白还支持青年教师去国外进修，引进有潜力的青年教师，如今他们已经成为学科带头人。

那时候，刘诗白常常利用休息时间从事实践研究，深入各地的工厂、农村进行调查，也多次去到国外考察和讲学。他爱把“学校”称作“学堂”，每次从外地回来，第一句话总会问：“学堂，最近如何？”在外面见到的新鲜事物，回校后他会与师生分享，让大家长长见识。

与时俱进的学者——“90后”一刻都不能停止思考

退休后，刘诗白依然住在校园里，他喜爱离学生近一点，可以目睹青年人朝气蓬勃地成长。如今，他会用微信、关心当下时事，笑称自己为“90后”。与年轻人一样，他从未停止学习与思考。他告诉记者，自己最近准备重新编辑出版“全集”，一共8卷，而洋洋数百万言的著作全部亲手写成。目前，正在进行最后一卷的编写工作，是研究有关自然辩证法问题。

每天上午，他总会在书桌旁伏案写作3个多小时，下午拿着放大镜看报，每天坚持如此。“就像人要吃三顿饭一样，习惯成自然，长期从事专业工作，自然就停不下来。”刘诗白表示，写作与读书是他坚持一生的乐事。

进入新世纪，刘诗白仍以高龄之躯老骥伏枥，几乎年年都有重要专著问世。正如颁奖词这样评价他的贡献，“从他卷帙浩繁的著作里，可以触摸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发展、繁荣的历史脉络。”

即使在92岁高龄获奖，刘诗白略去过往成就，想的仍是经济学那些未解的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不是照搬西方的市场经济，更不是美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发挥了市场基础调节作用，又有效发挥了政府的职能，既重视效率又讲求公正。基于我国实践的经验，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机制，这是今后的重要任务。”

刘诗白的一生都在紧跟时代的步伐。对于新鲜事物，他乐于接受。无论去哪儿，他总会随身携带一个 ipad，关注网络上的新闻时事，也会在微信的家庭朋友圈里评论点赞，他感叹网络的快速与便捷。他谈马云、谈正在蓬勃发展的互联网金融，他认为，没有固定不变的商业模式，也没有固定不变的金融业态，“新生事物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对于当下时事，他也密切关注。他说，中国人走的“精准扶贫、脱贫攻坚”道路，给全世界上了一堂生动的课。眼下，他最关心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宣讲落实。

“中国已经富起来，特别是这5年，祖国日益强大，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心，向全世界发出声音，这个声音还在增大。现在我们有条件在文化上繁荣起来，成为文化大国，我们需要构建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创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时代的伟大重任落在了我们的头上。”刘诗白说。

他就是这样，一刻都不能停止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