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电影《无问西东》热映，其中关于西南联大的段落，让不少观众热泪盈眶，同时也再次怀念起中国教育史上那个特殊的年代。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代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形势危急，为存薪火，北大、清华、南开南迁，于当年11月1日在岳麓山下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一个月后，日寇步步紧逼，师生们的脚步又折向西南，于1938年2月全部迁入昆明，同年4月2日，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国文教授罗庸先生写下的西南联大校歌，便记录了这一段辛酸、悲壮、传奇的历史。
在烽火连天的8年零11个月里，西南联大在茅檐草舍之中共培养出3807名毕业生，其中160名成为新中国两院院士，2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大批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成为教育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
我的老师是西南民大的徐希平教授，他的老师是南充师范学院（今西华师大）的郑临川先生，郑先生在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师从闻一多和罗庸先生。从徐希平老师的讲述和已故郑临川先生的回忆录中，我试图寻找西南联大至今被人怀念的秘密。
“摒除功利的学习”是破解秘密的第一把钥匙”。今天我们常常听到大学生们抱怨学这个有啥用”“学那个有啥用”“什么有用就学啥”。而在西南联大，实行“通才教育”。正如清华大学校歌中所唱：“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左图右史，邺架巍巍，致知穷理，学古探微，新旧合冶，殊途同归，肴核仁义，闻道日肥。”科学、文学、哲学，各大系统并行不悖，选择自由。
郑临川先生在回忆录中写罗庸先生治学态度，坚持的便是“古之学者为己”的精神，学问是为了提升人的修养，而不仅是谋生的工具，更不是装点门面的摆设。认为认真做学问的人，应摒除私心杂念、利害得失，做能做、当做之事，方能自强不息。
电影《无问西东》之名也取自清华大学校歌中的“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如何才能做到无问西东？唯有在“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尔后，人才能从风发扬厉走向从容淡定，才能有无问西东的定力、勇气。
今天，我们提出要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实际上在西南联大时期早已把这种理念蕴藏在“通才教育”之中。“士先识器而后文艺”，语出《新唐书·裴行俭传》，讲的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如何为学修身，也是西南联大教学原则之一，先从“具象”的领域开始，渐次上升到“抽象”领域的学习，符合人的认知规律。
当然，“通才教育”不是靠开卷有益，多多益善就能实现的，把学问与人“水乳交融”才最为重要。说白了，就是读进去的书，能不能成为学生言行的规范、处事的准则。
郑临川先生在回忆录里记录了一个故事。1942年寒假期间，为了搜集毕业论文材料和请教方便，他到昆明郊区的龙头村短住，那里是北大、清华两校的书库所在，他的两位论文导师闻一多、罗庸先生也住那里。除夕的下午，他去罗庸先生家请教疑难，走到罗庸先生家中，发现“家徒四壁”，书橱里简单摆着缩小影印本《十三经注疏》、“四史”和《资治通鉴》，墙上只挂着一对箫。罗庸先生笑着对他说：“从北平逃难出来，所有家当都在这里了。”接着又说：“读书本在精不在多，要能够实际受用才好。不然，读书不能实践，不能作出对社会有益的贡献，再多也等于文盲，甚至，还不如文盲的少干坏事。”
记得《白鹿原》中的“智者”朱先生对来请教读书的黑娃也曾说过类似的话：“读书原为修身，正己才能正人正世；不修身不正己而去正人正世者，无一不是欺世盗名。你把读过的书能用上十之一二，就是很了不得的人了，读多了反而累人。”同罗庸先生的理念一样，学问做得好不好，不在于字面上，而在于以“即知即行”的标准要求自己，如果不能，那就不算读懂书，更算不了学问。
“情感教育”是我找到的“第二把钥匙”。闻一多是诗人、学者、斗士，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评价：“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不同时期而或隐或现。”西南联大任教期间，三重人格的重叠在闻一多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郑临川先生在回忆录中有一个关于闻一多先生“人品重于诗品”的故事。1940年夏天，老舍到西南联大讲学，主持人闻一多在开讲前借老舍用“活的语言开创了活的文学”，批评当时在陪都重庆旧诗成风的现象：“旧诗，就是死文学，对今天求生存的抗日战争不但无用，而且有害。‘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你能说这不是好诗？但他能鼓舞士气，赶走日本人吗？”这番言论让在场师生大为惊愕。有抱反感的学生说：“闻胡子只会写那些豆腐干式的新诗，旧诗是外行，他根本不懂！”
“难道先生真的不懂旧诗么？”郑临川也一脸茫然。然而下午，闻一多又重新以诗人的形象回到课堂当中。“先生长衫布履，提了一只褪了色的旧布袋，目光炯炯地走进教室，那美髯飘飘的丰姿，恰似一座神采奕奕的绝妙的诗人艺术塑像。……”
郑临川记得那堂课讲的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闻一多念完煞尾“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两句，潸然泪下，说：“这一片摇情的落月之光，该是诗中游子情绪的升华，也是诗人同情怀抱的象征。他多么希望像落月一样，用最后的光辉，照送天涯游子及早还家。”
可叹的是，以“落月照人还家”袒露心迹的闻一多，最终都没能回到自己的家，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云南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终年47岁。
从“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到“但愿苍生俱保暖，不辞辛苦出山林”。中国知识分子从古至今心中都装有“人间大爱”和“家国情怀”。
电影中，西南联大学生沈光耀是家中独子，民族危亡之际，依然投笔从军；看到饿殍遍野、民不聊生，驾机给孤儿们空投食物；最后，在战斗中以机撞舰，从容赴死。经查，沈光耀这一角色确有原型。这一幕幕让现代观众看到了在西南联大“情感教育”的土壤中，开出来的花、结出来的果。
有人问西南联大只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殊情况，这样的奇迹能够重续吗？我认为一定能的。今年，距离西南联大诞生已经过去整整80年了，仍然有那么多人被西南联大所感动，这所学校留下了多么强大的精神力量呀！庄子有“薪尽而火传”的寓言，虽然西南联大已经成为历史，但只要还有火种传下去，你能说木柴都化为乌有了么？
（后记：感谢徐希平老师给我讲述的故事，文中关于罗庸、闻一多先生的故事均来自郑临川先生生前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