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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去年以来很多高校的思政课有了很大的变化，吸引力也明显增强，请问陈部长您是怎么看待这些变化的？除了思政课以外，我们还将在哪些方面加强高校的思政工作？

陈宝生：2016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经过一年多来的实践，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次会议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总书记在会上的讲话是一篇纲领性的文件。我们这一年按照总书记的讲话、按照会议的安排部署，加强和改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打了一场提高高校思政课质量和水平的攻坚战。主要从五个方面攻坚，即思路攻坚、师资攻坚、教材攻坚、教法攻坚、机制攻坚。

一年下来，思政课的面貌大变，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们组织200多位思政课专家到2500多所高校进行调研，随机听了3000多堂课。各省也普遍组织教指委专家、思政课专家去听课，所有的高校都进入了这一次听课、评估、调研范围。这是建国以来思政课第一次拉网式、地毯式的大调研。这次调研我们对3万多名学生发了问卷，就收回的问卷来看，91%多的学生认为从思政课得到了启迪，91 .8%的学生表示喜欢思政课老师。这3000多堂课得分都在80分以上，有些学校的思政课，像春运期间的高铁票那样一票难求。一些思政课作为慕课推上网络，受到全社会的喜爱，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下一步怎么加强？我们首先要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思政观，我们不能把思想政治课和专业课割裂开来，不能让思政课脱离学生具体的成长环境和过程拔高起来，也不能让思政课脱离广大老师，特别是同思政课老师的育人过程、育人实践孤立起来，要作为一个有机系统来对待。2018年办几件事，概括起来是“几个一”。第一个“一”是要出台一项计划，一项后备人才培养专项支持计划，思政工作思政课要不断有优秀的老师充实到这支队伍里来。第二个“一”是要办一个会。全国大学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果展示交流大会，检阅一下一年多来具体成果。第三个“一”是进行一次专题轮训，对所有的思政课老师轮训一遍。第四个“一”要啃下像教师思政、课程思政、网络思政这样一批“硬骨头”，解决思政课和思想政治工作发展中的一些难点问题。第五个“一”要建设一批思政课发展创新研发中心，还有培训研修中心。另外在地方和高校建立“三全育人”的综合改革试点，搞一批这样的试点。最后一个是要总结经验，树立推广一批先进典型和优秀课程。我们2018年就抓这几件事，这些事仍然是提高思政课质量和水平攻坚战的内容，攻坚战不可能是一年，我们要多打几年，彻底改变思政课的被动情形。

记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双一流”建设。请问，是否会把资源过多地向“双一流”高校倾斜，对于缩小区域差距，加快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有什么安排？

陈宝生：“双一流”建设是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一项重大工程，新世纪的重大工程，也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重大工程。去年，我们发布了首批建设高校和建设学科名单，得到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发布之后，也有一些疑问，比如您刚才讲到的资源集中倾斜到“双一流”建设中，中西部高校会不会受到影响，高校的发展会不会受到影响，这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些其他的疑虑。

第一，“双一流”建设是一项非均衡发展战略工程。所谓非均衡发展战略工程，就是发挥我们这个制度的优越性，集中优势资源，培育冲刺世界水平的“国家队”第一方阵，增强中国教育的核心竞争力。这不仅是中国政府的做法，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制订了类似的计划，像英国、日本、法国、韩国、俄罗斯，都有类似的计划，所以它是一个非均衡发展。

第二，我们实行这个计划是开放的、动态的、持续激励的计划。就是说打破身份固化。以前一些类似计划，有身份固化这样一个弊端。这本身就给中西部高校打开了一扇发展的大门，因为它不是固化的，第一批你没进去，你可以积极发展培育，以后批次你达到条件了就可以进来，有了上升的通道。

第三，在资源配置方面，我们是把提高和普及结合起来辩证处理的。我们现在用于高等教育事业的投入是1万亿人民币多一点，在用于高等教育的总投入里，用于“双一流”建设的占2%多一点，它影响不了中西部的发展。

第四，对中西部我们相应实施了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中西部高校能力建设工程，开展了对口支援中西部的活动，还出台了部省合建中西部高校的方案。这些都是有利于中西部高校发展的。

在这里，我想重点说一说部省合建这个事。我们有13个省、自治区没有部属高校，再加上生产建设兵团，这14家是“13+1”。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教育部和这些地方一块儿商量，在过去省部共建的基础上搞了一个升级版，建立了一个部省合建这样一个机制，一省一校、部省合建。教育部把这些学校列入部属高校序列，相当于一种准部属高校身份，省、自治区和兵团对高校现有的支持力度不减，隶属管理不变，我们双方共同合力建设这14所高校。在不远的将来，使它能够快速成长为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排头兵”，向“国家队”水平迈进。这就叫做部省合建。这种学校可以把它叫做部建高校，这是一块金字招牌。所以，“双一流”建设只能带动中西部高校的发展，不会削弱；只能提升中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水平，不会削弱；只能促进各级各类高校按照合理布局持续健康发展，不会削弱。

记者：最近几年大家对于托幼服务和学前教育非常关注，有社会的、专家智库也提出了很多意见，《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加强对于托幼服务的全程监管，并且要加大学前教育资源的供给，请问教育部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具体举措，以及学前教育的立法工作现在进展如何？

陈宝生：学前教育是新时期中国教育发展最快的一个部分，也是当前中国教育最大的一块短板之一。这里我澄清一个概念，学前教育指的是3—6岁儿童的教学，就是我们常说的幼儿园阶段的教学，指的这一部分。现在各方面对此高度关注，尤其是年轻的父母亲们，这已经成为他们最大的“烦心事”之一。教育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总体安排和要求，对学前教育给予了高度关注。前一段时间，我们组织进行了一场较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一个是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到十几个省区去进行调研，摸清情况。一个是组织一批专家学者进行专题研究和论证。还有一个是请驻外使领馆对所在国幼教事业的发展情况、做法、经验、问题进行调研。

经过这一次调查，我们的感受是，经过十八大以来的发展，中国的学前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面临着历史性挑战，具体表现为：一是学前教育的服务能力有了很大提高。我们现在举办着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学前教育，2017年学前三年在园的幼儿4600万人，这是一个中等人口国家的概念，是很大的数。二是普及水平和发展速度有了很大提高。2017年适龄儿童的毛入园率达到了79 .6%，国务院曾经批准过一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十年规划纲要，这个纲要提出的是80%，到2020年达到80%，2017年达到79 .6%。单纯从毛入园率来看，它达到了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发展速度和五年前比提高了15个百分点。三是用于幼教的投入大幅度增长。2016年我们用于幼教事业发展的投入是2800多亿元，其中财政性投入1300多亿元，总量这几年年均增长16 .9%，我指的是这2800亿，财政性资金五年增长了77%。四是我们重构了中国的学前教育体系。从2016年开始，我们实施了两个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去年开始实施第三个行动计划。我们现在的幼儿园发展到25 .5万个，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规模庞大。

我为什么说重构了学前教育体系，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过去公办的就是机关等办的一些幼儿园在改革过程中消失了，就这么几年时间，一个完整的体系建起来了。所以，这就是历史性的跨越。但是，我们在幼儿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也有巨大的挑战。因为我们人口巨大，更重要的是幼儿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充分反映出我们在幼儿教育市场方面供求关系的巨大变化，人们育儿行为和观念的巨大变化，这种挑战是革命性的。刚才给大家报了一个数，毛入园率79 .6%，还没有完全解决。

我们现在发展学前教育既要继续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更要下大力气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因为家长们的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就近入园，入一个优质幼儿园，入一个便宜的幼儿园。就近、优质、便宜，而我们现有的状况是在众多的幼儿园里面，普惠性幼儿园不足；财政保障和成本分担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保教人员数量不足，水平不高；还有保教过程中，管理和安全问题也存在着诸多漏洞、薄弱环节；更重要的是人们在幼儿教育方面的观念需要进一步转变。今年开始我们将继续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好学前教育问题。

首先，要实施好第三个三年行动计划，把这个计划落实好。计划确定的目标，到2020年普惠性幼儿园占比达到80%以上，毛入园率达到85%。二是在前一段调研的基础上，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出一个新时代既符合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又能较好适应幼儿教育需求的发展规划。三是继续加强对幼儿园的监管，挂牌监管，督导各级各类幼儿园提高办园质量，满足入托、入园的需求。四是加强幼儿园的安全管理。幼儿园面临的安全问题有它的特殊性，它和小学不同，和中学更不同，涉及到幼儿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在这些环节都要加强管理，确保孩子的安全。人防、物防、技防并举，让孩子能够安全地、快乐地在幼儿园里面生活成长。五是要综合治理小学化倾向。我们现在有一些幼儿园老师是从小学老师转过去，没有学过幼儿托育，把小学的教学方法带过去了，一些家长希望孩子在幼儿园就能学一些小学的课程。应当明确幼儿园的基本教学模式是游戏模式，不是教学模式。要综合治理小学化倾向。六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我们现在4600万在园幼儿，教育部借鉴国际经验，对教师、保育员和学生的比例有一个基本的要求，保教比大体上老师是1：15，保育员是1：30，叫做每个班“两教一保”，两个教师，一个保育员，按照我们现在220多万幼儿教师，4600万在园幼儿，这个数字来推算，我们现在要缺教师71万，缺保育员是76万。

卫计委对今后的人口预测有一个数，到2020年有431万幼儿到达入园年龄，要增加431万入园的幼儿，把这个数再换算，我们要缺29万老师，缺14万保育员。两部分加起来，我们缺100万教师，缺90万保育员，一共190万。这就是一个大账，所以师资队伍的培训非常重要，幼师队伍的培训非常重要，保育员的培训也非常重要。这里我要说一点，努力提高幼师、保教人员的待遇，尊重他们的劳动。“好多幼儿园”主要指民办幼儿园，低工资、低待遇，一个幼儿老师2000块、3000块钱工资，不能安心从教、从保。

最后一个措施是立法。我们正在调研，会同有关部门抓紧起草学前教育法，这个事我们要加快进度。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去年底，国办也出台相关文件，提出了30条具体政策。我想问一下，目前这些政策的推进情况如何？下一步，还会在哪些地方重点发力解决这些问题？

陈宝生：职业教育的发展，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其实是起步最早的，福建的马尾船政学堂就是我们最早的职业教育，洋务派办的学校就是职业教育。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各方面原因，职业教育发展比较滞后，近些年有了很大的发展。党的十九大对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发展职业教育作出了总体安排，国务院也出台了相关文件。贯彻十九大精神、贯彻这个文件，我们做了三件事：

第一，落实规划。我们出台了《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并且对这个《指南》设计的任务按部门进行了分解。落实这个规划，面上抓项目，这是全覆盖的，各省各行业都有一批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具体项目。点上抓标杆，我们以制造业为主，辐射若干行业、产业，选择了344个点作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标杆来培育，从中摸索路子、积累经验。整体抓指导，我们已经发布了20个行业人才需求与专业设置指导报告，因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不一样的，要把“需”和“求”紧密结合起来。

第二，搭建平台。我们已经搭建了三个平台：一是职业教育活动周，这是一个论坛型的平台，大家研讨交流。二是产教融合对话，我们举行了20多场。这是对话类的平台，产和教相互之间进行对话，衔接需求。三是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这是一个竞赛类的平台，每年一期，进行检阅、进行竞赛，营造浓厚的发展氛围。

第三，狠抓质量。职业教育它的重心核心在质量，重点是要解决产教融合中的示范问题、产教融合中的协同创新问题、产教融合中的实训基地问题。我们组建了1400多个职教产业集团，联系3万多家企业，形成一种紧密的产教融合关系。我们还选择360多个学校，建设了一批产教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还和企业合作建成了1440多个实训基地。因为职业教育实训环节很重要，得有动手能力，这是它的质量基础。我们推进现代学徒制试点，第一批遴选了163个单位，进行现代学徒制试点，试点一年后进行了年审年检，证明这个试点是成功的。然后，我们又遴选了第二批203个单位开展试点，现在是366个试点单位，叫做现代学徒制试点。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要解决“双师型”教师缺乏的问题，在学校和产业、学校和企业之间、产和教之间、校和企之间建立一个“旋转门”，建设一支“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一批实训基地，建设一批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来落实好这个规划，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向深度发展。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觉得需要明确，产教协同，产是支撑，教是核心；校企合作，校是龙头，企是基础。要处理好这个关系，把学校建在产业基地，建在开发区里，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建在需求链上。这样我们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产教协同、校企合作就能取得更大的进展。

记者：从2014年启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以来，上海、浙江去年率先实行了新高考。请问陈部长，试点成果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下一步推进高考改革还有什么新动作？

陈宝生：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在教育综合改革中它居于龙头地位。去年上海、浙江的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平稳落地，取得了成功，为其他省的改革提供了经验。要说取得的成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牵动了高中教学改革。这个很重要。因为高考改革，招生改革，它是指挥棒，指挥棒改了，高中阶段的教学必须相应改革。所以，从上海、浙江的情况看，他们普遍采用了“走班选课”等模式。过去那种固定班次教学的模式已经得到改变，学生的自主权大了。

第二，推动了素质教育发展。这次高考改革之后，高中阶段对学生的考核，增加了综合素质评价这样一个内容。这是非常明显的素质教育措施。上海80%的学校都建立了创新实验室等这样一些措施。建立了1800多个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加强了素质教育方面的措施。

第三，在学业水平的考评方面促进改革。过去考试的门类是固定搭配的，现在不是了，是动态组合的，发生了变化。

第四，带来了新的挑战。试点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说学生自主选课这个空间究竟多大才是合适的，因为这可以做定量分析，选择的课太多，学生选择的压力就会增大。就像我们有些同志开车，到停车场去，一个车位就抢着去停，众多的车位就不知道停在哪个车位了，要费一番思量，选择的成本就会上升。还有选修的难度系数怎么设计，这是需要考虑的，比如说简单的课程选课的人多了，难度较大的课程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影响选择的数量，而难度较大的一些课程往往都是基础性课程，是需要加强的。另外，走班上课怎么组织，对老师的工作量怎么样设定，还有学校管理怎么办，怎么样改革，都是新问题。

目前，上海、浙江已经在试点基础上完善了考试招生改革方案。去年，在北京、天津、山东、海南四个省市启动了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他们有效吸取了浙江和上海改革的成功经验，注意到了他们试点中新出现的一些问题。目前，教育部正在配合指导这四个省市完善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方案，组织力量研究，破解面临的这些问题。此外，从今年起还有17个省份要开启改革进程。对这些省份，我们正在进行评估，我们的基本态度是实事求是、不凑数，条件达到了就批准启动，条件达不到就创造条件，达到了再上。时间服从质量，坚持质量导向、问题导向，确保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取得成功。

从目前的进展情况看，从试点情况看，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是成功的，进展是健康的。

记者：截至到2016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专任老师1578万人，面对这个解决增量的问题，下一步将如何解决好制约师范教育发展的问题，从哪些方面发力培养新时代的新型教师人才？

陈宝生：师范教育非常重要，教育是经营未来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提供的人才是未来的人才，为未来培养人才。所以本质上是经营未来，而未来是不确定的，这就需要为未来生产人才的人必须是高素质的人。从总量来说，必须要有一支宏大的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的教师队伍。从存量来说，现有的教师要不断提高素质，从而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从增量来说，就是必须培养好未来的老师。培养未来的老师，主要是靠师范教育，教育部正在制订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在过去经验基础上对师范教育进一步做顶层设计，确定培养目标、培养重点和政策措施，把现有的师范院校办好，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在资源配置方面，向师范教育提供一定程度的倾斜。因为这是教师的“母机”。另外我们允许和鼓励其他高校，特别是综合类大学兴办师范教育，发挥综合类大学的优势，为教师队伍建设开辟一条新的通道。再就是对师范类教学设立专业标准，每个专业都设立标准。也就是说要有资质，不是你想办就办的，我们已经出台了一些政策，后续还有相应的标准方面的建设措施。按标培养，确保培养的质量和水平。最后，加大师范院校、师范类专业师德建设的力度，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教师培养的全过程。师德为尊。教和育，“教”主要涉及知识体系，“育”主要涉及价值标准，所以“德”对学生的成长，对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们大的方面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