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是诗人，诗人解诗，别有洞见。《唐诗的读法》不着意如何解读唐诗，而是关注当下我们如何读唐诗，或者说，如何学习唐诗、欣赏唐诗。

“采用何种态度阅读古文学？”西川提问，“你究竟是把古人供起来读，还是努力把自己当作古人的同代人来读？”西川认为“供起来读”，一种是“以面对永恒的态度来面对古人作品，希冀自己获得熏陶与滋养”，另一种是“为了向别人显摆修养……以确立锦心绣口的形象”，两种态度出发点虽不同，与李贺所说的“寻章摘句老雕虫”则相差不远。他更寄望成为古人的同代人，进入古人的创作现场，了解“古人为什么这样做”。

诚然这是西川的出发点，只不过，西川理解的“为什么”只是他自己的理解，有着极其强烈的个人特色。它是恣肆的、汪博的，同时也是有些偏激的，甚至匆促的定论。最鲜明的，莫过于西川强调的，“诗歌写作在唐朝，是一种类型化的写作。”

如何得出这个结论？西川说，“写诗是唐朝文化人的生活方式”。一赴宴就写诗？一送别就写诗？一游览就写诗？一高升或一贬官就写诗？不可能有那么多灵感！唐人写诗的技术性秘密源于“随身卷子”，类似于今天好词好句集萃的写作参考书。西川指出了唐诗创作的一种套路。

然而，以此推之为“类型化”，是否妥当？什么是“类型化写作”？很难准确定义，一般而言，指向模式化创作，原创性与文学性偏低。我以为，任何体裁的写作都有其模仿或参考的对象或所谓“技术性秘密”，中国古代文学里有大量重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唐诗创作有模板无可厚非，并不意味着它是单一的、呆板的，唐诗的万千气象不必我赘言。

西川随后补充，写诗当然不仅是套路化的书写动作，它还牵涉到历史、制度、文化风气等因素，尤其与唐朝的科举考试有关。西川认为，唐代以诗赋取士客观上促进了社会对诗歌写作的重视，唐诗在整体上是从属于进士文化的组成部分，哪怕像李白这样被排拒在体制之外的大诗人，也不是不想参与，而只是没有资格参与，李白的“飞扬跋扈”恰恰是与进士文化的反作用力有关，李白的表现是“劣等感”与“自大狂”的心理联合。

西川对李白的心理描绘大约受到了西方学术的影响，毕竟西川精于现代诗创作与翻译。自弗洛伊德以来将精神分析应用于文学家、艺术家的各类学说，早就因其刻板、机械与自以为是而广受批评，西川的解析也没能逃脱藩篱，况且西川并没能充分展开，而是匆匆带过几笔，我们也就权且付之一笑吧。注意力回到有关进士文化的探讨。

唐诗创作动因，大都出于儒家师教，秉之六经，归乎雅正，其中的功利思想确如西川所言，亦即通常所说的“诗言志”。白居易在《新乐府序》里说，“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大抵不过如此。西川举了八点理由，利落地分析了诗歌繁盛为何在唐朝。包括文体的嬗变、隋唐的学风、唐皇的推崇、民俗的变化等，这些论述精要简洁，颇有见地。不过，八点之后的结论，我仍然不敢苟同。西川说，唐朝成为诗歌的朝代，付出了很大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没有大思想家的出现。”

西川在其他文章里早就有过这类看法。张定浩写过一篇名为《拐了弯的诗人》的文学批评。那篇文章大致的意思：一是指出西川的说法源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只言片语，并非西川的创见；二是就古代而言，文学家与思想家并无严格界限；三是论述唐朝思想文化之繁荣；四是对西川所强调的20世纪艺术家的特殊经验，即“现代性黑暗”的驳斥，认为西川经由非亲身感受的墨镜式折射出发的对古典诗歌和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鸟瞰式观察，往往显得模糊而武断。批评与被批评，一体两面，见仁见智。

西川有一点讲得明白，他并非要损害中国古典诗歌的尊严，而是要解除现代人所谓“古典情怀”的种种迷思。西川的问题意识带来启发性的思考，而思考是突破所有“类型化写作”壁垒的最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