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人生都需要一点压舱物，避免在不断流失之中失去重量地漂流。”英国作家尼克·霍恩比在《失恋排行榜》一书中作如是言。

读罢此言，我不禁在想，我的压舱物是什么呢？去掉身外之物，什么才是真正属于我自己的呢？或是，我的人生究竟能够剩下什么呢？正如尼采所言：“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倘若这些东西都被拿走后的情景。比如金钱、家庭、土地、依靠、朋友、头衔、工作、名誉、年龄、健康等，如果这一切都不存在。那样的话剩下的又会是什么？剩下的是谁都无法拿走的真正的‘我们自己’。比如我们的感性、能力、意志、愿望等，还有许多。”

《我在北大当教授》是一本人物访谈集，共汇集了20名北京大学教授。这些教授，知名度大都不高，很多都是年轻学者。不过，他们的侃侃而谈还是让我读得兴致盎然。主要因为他们各自所谈的人生所得，是很值得思考的。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以及独特的所学、所遇、所思、所悟。而善于思考的学者的人生，就更多了几分分享的价值了，更何况他们还有各自的学术见解。

徐凯文说：“为什么会出现心理困扰，我会觉得是因为我们迷失了人的本性，我们以为外在的物质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和幸福，然后去拼命追求那些快乐，无论是物质也好，还是权力也好，如果回到人本真的状态，那些困扰是不存在。”李四龙则言：“怎么重新在当今的世界格局里激活儒释道的思想，构建一个新的中国文化，既能让我们的老百姓满意有自信，又能够让其他地方的人民接受喜欢，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文学者应该关注的事情。”裴坚表示，科学并不总是对的。“科学本身无所谓对与不对，它强调的是发展，它强调的是后面的人可以否定前面的人。科学不是永远正确的。”刘富坤说：“到了某个阶段，做事情的高度是由人的思想意识决定的，因此有自己独立思考的时间是很重要的，不管是做科研还是别的，思想决定你的意识，意识最后才决定你的行为。”

读此书，你会发现，很多大学教授的思想很单纯，比如陈春花如今还爱问别人梦想，陈春花说：“我见到年轻人时很爱问：你的梦想是什么？他们觉得我挺奇怪的，就像人家问你幸福吗，是无关紧要的问题。我一直问这个问题，不是问着玩的，我是真的想知道他们的梦想是什么。因为梦想是可以牵引着你一直走下去的东西。不管你现在的生活环境、能力如何，都可以有一个远一点的梦想。有这个梦，你就可以朝着这个方向一直走。”大概与工作环境有关吧？工作在象牙塔里，可能就不太世俗化。陈春花还言：“在当下社会中，什么能给你定力？那就是大学。我特别期待学生们或者回来学习，更重要的是回到校园感受那份宁静，那份内在的价值给你的支撑。”

黄岩谊教授有两个女儿，都正在上学，他说：“对于女儿们的教育，我是持放养的态度，管得少。我觉得，健康、快乐这两点是我对她们最大的期待，以后从事什么职业是她们自己的事，也没期待她们一定要选择我从事的行业。我对人生没那么多纠结，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才有意思。”据我观察，越是文化程度高的人，对子女的学习，越是持开明态度。他们不大逼迫孩子，愿意尊重孩子的兴趣和自主选择。我想，大概他们的观念与其视野有关吧，他们大致知道拼命学习的结果以及各种职业的人生状况，所以，也就不大强迫孩子了。

朱孝远讲的一个故事，很耐人寻味。朱孝远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读书的时候，他的一个室友是学生会主席。这位室友获得博士学位后，被一个一流水平的高端实验室录取。同学很佩服他，他自己也觉得很了不起。他到实验室报到时，接待他的只是个小青年，他就觉得自己有点不被重视，没想到，那个小青年对他说：“我是这个研究所的所长，手下有十来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此工作。你准备选哪一位做你的研究导师？”室友一听方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在选导师的时候，他选了一个中国很推崇的老太太。这位老太太在20世纪50年代时发表过一篇论文，过了几十年，她论文提出的设想被人证实了，她也因此被授予了诺贝尔奖。他对老太太说：“我就跟你。”老太太说：“我没学问的，你要跟我干，我就叫你每天做同样的事，跑到田里去，量一量玉米叶子回来帮我登记，我就做这个事，已经做了几十年了。”老太太一辈子没结婚，每天自己烧菜做饭，每天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到她的那块田里去测量玉米的叶子，然后再拿回来登记。

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都是需要耐得住寂寞的，耐得住寂寞，才可能不随波逐流，不为周围诱惑所动，才可能有所不为，而有所为，在人生的洪流中积攒出自己的“压舱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