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傅国涌先生编著的《过去的中学》，我心里生出许多感慨。书中有几所中学屡屡被提及：南开中学、北师大附中、春晖中学、上海中学。

南开中学培育了大批有作为的青年。赵景深说，在南开的一年里，因为各科平均发展，他知道了一些植物、动物、卫生、历史、地理、数学等方面的常识，尤其植物学从此培养了他爱花草的兴趣。曹禺说他的戏剧生活是在天津开始的，南开新剧团经常引进外国戏，比如易卜生的《娜拉》、高尔斯华绥的《斗争》。韦君宜讲述《南开教我学文学》，阅读课让她广泛接触了鲁迅、叶圣陶、冰心等人的作品，她在南开的习作班上开始了最早的文学创作。端木蕻良、杨肖彭、何炳棣、周汝昌、郑家骏，这些南开学生后来都在各个领域挥斥方遒。

马大猷的《附中六年，受益终生》：北师大附中每周设有体育课，人人都上场打球。学生可以选修心理学、化学工艺、矿物学、德文、日文等课程。李德伦说他《眷恋“附中味儿”》，这个味儿就是浓厚的学术空气、文化气息、好学精神、文雅幽默的谈吐和爱好体育、健康活泼的作风，不“死读书”，而是生气勃勃，具有广阔的视野。《北师大附中的国剧社》提供了当时附中的另一个微小的侧面活动。何兆武、孙念台等人畅谈附中学风对自己的影响。

朱自清、夏丏尊、丰子恺都曾经在春晖中学任教。提起这几位先生的大名，我们便能明白春晖中学的办学宗旨。学校建在白马湖畔，风景宜人。创始人经亨颐校长在致辞中说过，要“爱乡村的自然的环境，不爱乡村的人的环境”，因此对学生的修养很重视美育，并且要求美育要深入农村、扎根生活。先生们以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引领年轻的学子感悟美。

我之前从未注意过上海中学。这次读到描述上海中学的六七篇文章，最大印象就是这所学校以严格著称。学生写的几篇文章，异口同声说严肃的学风与严师对自己性格的塑造。老师们的几篇文章，风格极其严谨。比如，1927年时任校长的郑通和先生，一篇《我在上海中学》，不断强调教学工作职责所在；沈亦珍在《远逝的上海中学传统》里，分述教育的信条、综合的学制、实验的精神、优良的校风、社会的联系。

这些中学的教学活动，予我的最大感受，就是人性化。本书还讲了很多其他的中学，比如澄衷堂、湖州中学、杭一中、青岛交济铁路中学，有些中学未必就是名校，但无一不是活泼的、充满了生命力、启发人向上的好学校。这是老中学共有的品质，也是现在的中学所缺失的。很难想象，现在的中学生（特长生例外），能够肆意地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无用”的科目上。年轻的老师们在拿起教鞭的那一刻，我想大多数都是希望肩负起教书育人的职责。每一位老师都希望能发挥所长，能获得尊重。

过去的中学老师拥有很多自由。其中一项是自编教材。1984年，钱学森回忆起北师大附中的情景，说“学得轻松活泼”，而“现在的教育限制太死”。北师大附中的教材都是本校自己编纂的，强调吸取实际教学的经验，发挥教师特长并适合学生的接受能力。现在的老师们最好多读点书，充实自己，人文素养很重要，在教学中，在日常相处中，才能传递给学生。但是，因为中考、高考的关卡就在前面，加上各种职称考试、不定期检查，中学老师非常忙，比小学和大学还要忙，应当给中学老师减减负，怎样给老师减负，请各方多酌量。

纪录片《先生》里有句解说：“教育盛，虽战乱纷争仍人才辈出、民力丰沛、国体向上；教育衰，纵四海平定歌舞升平也社会浮躁、未来迷茫、振兴乏力。”那是一个文化激荡、人心激奋的时代。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我为天下先”的信念，他们认识到基础教育的重要性，认识到中学教育在锻造青少年性格上的作用，他们把自己的理念投入到实践，落实到行动，兢兢业业地去实现。哪怕飞机轰鸣、硝烟弥漫，没有围墙，没有教室，只要放得下一张书桌，随处都是学校，随时都是课堂。老师们从来没有忘记，学生们是一个一个的人，要让他们成为大写的人。这样的教育，才可说是爱智慧、爱真理，树人济世，才当得起“教育”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