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接受P.A.门多萨采访时说：“如果一个想法经不起多年的冷遇，我是绝不会有兴趣的。而如果这个想法确实经得起考验，就像我写百年孤独》想了18年，写《族长的秋天》想了17年，写《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想了30年一样，那么，到时候瓜熟蒂落，我就写出来了。”

一部篇幅并不是很长的长篇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竟然构思了30年，足见这部小说对于作者的不同寻常之处。

是的，对于马尔克斯来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可真是一本特殊的小说。

特殊性之一，小说是根据一真实事件写成（事情发生在1951年）的。最初，作者是想把它写成一篇新闻报道，“但那时候，在哥伦比亚，新闻报道这种体裁还不太流行，而我又是一个地方报纸的记者，报社对这类事情可能不感兴趣。”于是，经过30年的思考后，才将其写成了一个小说。

特殊性之二，是小说中涉及到自己的几位亲人，例如，自己的母亲、妻子、弟弟等（都是真实姓名）。“只要一想到我的母亲看到这么多好朋友，甚至几位亲戚都被卷进自己儿子写的一本书里会不高兴，我就又犹豫起来。”

但最终，马尔克斯还是将小说写出来了。这就引出《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另一个特殊性：就是小说所写的杀人事件，在拉丁美洲具有相当的普遍性。马尔克斯说：“问题的关键是，那两个凶手（维卡里奥兄弟）本来没有杀人的念头，他们千方百计地想让人出面阻止自己行凶，结果是事与愿违。这么做是万不得已，这就是这出悲剧唯一的、真正的新奇之处，除此之外，这类悲剧在拉丁美洲相当普遍。”

其实，两兄弟（维卡里奥兄弟）本就不想杀人，嚷嚷“杀人”，只是想挽回妹妹（安赫拉·维卡里奥）先被“强奸”，后被“休掉”的颜面，或者尊严而已。他们很希望有人能出面阻止他们的行为，如此，既保住了他们的“尊严”，又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那么，当两个孪生兄弟手持杀猪刀，四处宣扬自己要杀人的时候，众人持什么态度呢？

多数人是“不相信”，在“观望”；少数人是“看热闹”，在“期待”，还有一些亲近的人，本想阻止，却又来不及了。这些观望、期待者，涉及到很多人：妓院老板娘、店铺老板、医生、镇上最大的权力代表镇长、退休的上校，还有被害者的朋友、亲人、仆人等。他们具有不同的身份，处在不同的社会层次，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面对即将发生的杀人事件，没有人去告诫、去干预、去阻止——民众精神的深度麻木。

所有的环境因素，都在“逼迫”着两位孪生兄弟不得不杀人，最终酿成了杀人的悲剧。

问题的更大悲剧处，还在于被杀者圣地亚哥·纳萨尔，根本就是一位无辜者，是被休掉的安赫拉·维卡里奥在窘迫情况下，随口说出的一个名字。面对一个“无辜者”即将被杀，却没有人去阻止，那些观望者实则也就成了犯罪者。可以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就是一场“民众精神麻木下的共谋犯罪”。

在写作手法上，作者以“回忆”为线索，叙述事件；从不同人的视角，对人物、事件作出描述、描写，此为小说的最大特色。如此写的好处是：不仅能很好地叙述好事件本身，而且还能从更广阔的层面，展示社会众生相。让读者明白，正是因为有如此社会，才会发生如此之杀人“事件”。

写完《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后，马尔克斯在接受 P.A.门多萨的采访时说：“我一直认为小说的结尾必须要有行凶过程的细节描写，解决的办法是让讲故事的人自己出场（我生平第一次出场了），他能在小说的时间结构中自如驰骋。这就是说，事隔30年之后，我才领悟到我们小说家常常忽略的事情，即真实永远是文学的最佳模式。”

这是《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对马尔克斯的创作启迪，可以说，这也算是这本小说，对于马尔克斯的又一特殊性。

因此，当门多萨采访马尔克斯时，问道：“你现在认为《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最好啰？”马尔克斯立刻回答道：“是的。”（而不是《百年孤独》）

究其原因，马尔克斯说：“在这部作品里，我真正做到了我自己想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