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教育”一百年

本报记者 夏应霞 郭路路

一百年的智慧之光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从1918年提出到现在，已有一百年历史了。

一百年来，教育越来越多元，各种教育理念层出不穷，但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依然散发着独有的光彩。

他的情怀依然是教育人的标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被毛泽东称为“人民教育家”，宋庆龄称赞他为“万世师表”。

他留下的金句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英雄好汉。”

“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

“世上有十八岁的老翁，八十岁的青年。”

“教育是什么？教人变！教人变好是好教育。活教育教人变活，死教育教人变死。”

“人有两个宝，双手和大脑。双手会做工，大脑会思考。用手又用脑，才能有创造。”

…………

“乡村教育”“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民主教育”“小先生与民众教育”“生利主义与职业教育”……这些理念由他创设、阐释、传播开来。他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山海工学团、自然学园、育才学校、社会大学都是其教育救国思想的实验，现在看来也是极其先进的教育实践。

去年末，国内很多纪念陶行知提出“生活教育”理论100周年学术活动纷纷举办，中国教育界以各种方式，围绕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发展历程、当代价值和当代实践进行讨论、梳理和挖掘。四川省陶行知研究会在眉山市举办了学术年会。

一百年的探寻之路

生活教育理论从何而来？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委、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梳理出陶行知提出生活教育理论创立历史脉络、现实条件和社会必然。

周洪宇认为，人类历史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教育革命。

第一次教育革命是在公元前4000—3000年间，从原始的个别教育走向个性化的农耕教育，出现了专门从事教育的学校和教师，比如官学和私塾。

第二次教育革命发生在工业革命开始后。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社会需大量适应工业化进程的应用型人才，因此，出现了以班级授课为核心的规模化现代学校教育，形成了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的种类齐全、功能完备的教育体系。我们今天沿用的就是这种教育体系。

两次教育革命在解决公平和效率的同时，带来弊端：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教学与实践出现了脱节，使得教育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著名哲学大师杜威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将学生当成小工人、小农民、小公民来培养，把社会内容融入到学校学习中，为学生毕业以后适应社会发展做准备。

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吸纳了杜威的这一理论。1917年，陶行知回国后，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投身教育事业，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陶行知逐渐发现，在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旧中国，办学条件有限，民众受教育程度很低，杜威的理论不切合中国实际。因此，陶行知把杜威的理论“翻了个跟头”，提出了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1927年，36岁的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业已成熟。他在一片山野中创办“一无校舍、二无校园”的晓庄师范（后改为晓庄学校）。师生“开学即开工”，“把‘老山’改成‘劳山’，‘劳力上劳心’的‘劳’，把‘小庄’改成‘晓庄’，‘破晓’的‘晓’。”陶行知主张一面动手干，一面去思考，才能获得真切的认识，获得真知。

3年后，晓庄学校被迫关闭，1931年，陶行知在史量才的资助下，创立自然学园，之后创立山海工学团；主编通俗易懂的《儿童科学丛书》，他按“手脑双挥”“知行合一”的理念，提出了“玩科学把戏”的口号。

1938年，结束在国外考察的两年，陶行知在抗战激烈的时候回国，1939年，在重庆合川区古圣寺创办“育才学校”，后创办重庆社会大学。

到1946年去世，陶行知一生发起了七大教育运动，即发动平民教育运动、推行乡村教育运动、开展普及教育运动、发起国难教育运动、投身战时教育运动、从事全面教育运动、倡导民主教育运动。这些运动的核心思想和内容是：推动教育公平，让所有老百姓都有机会接受教育。

一百年的教育生命力

百年弹指一挥间，沧海已经变桑田。

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创造着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与之同时，中国教育也从羸弱到强大，迎来了伟大的飞跃。目前，我国各级各类学校51 .4万所，在校生2 .7亿人，教育规模位居世界首位。教育部提出，到2020年，中国将全面普及高中教育。

今时今日的教育面貌和陶行知时代已经迥然不同，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生活教育理论呢？

“不管学校、教师、学习怎么变，只要教育与生活的关系、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教学与实践的关系仍然存在脱节，那么，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就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周洪宇这样回答。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讲了两个故事，说明生活教育的必要性。他有一个上海的朋友，丈夫是印度人，两人决定送孩子到印度去读书。杨东平很惊讶：“难道中国的教育还比不上印度吗？”朋友说：“在印度，学校会教小孩子认识药品，应对疾病。而在中国没有这方面的教育。”而在1934年，陶行知制定的新安小学第六年计划大纲中，关于个人生活的内容中就有这一条：会运用十种以上普通药品。

在一次中日高中生交流活动中，上海两高中男生发现日本学校只上半天课，剩下半天可以自由选择花道、剑道、家政等兴趣课程。他俩选修了家政课，最后各自缝制了一件小棉袄。杨东平在丹麦也看到，学生要学木工、烹饪等，这些理念不只教学生知识，还得培养学生的家庭观念和生活观念。而在陶行知创办的重庆育才学校，学生需要掌握23种常规技能，初级技能16种（做饭烧菜、游泳、急救等等），高级技能7种（开车、打字、讲演等等）。

杨东平说，其实我们一直在学习两套知识：一套是学校教授的标准化知识，一套是自己从家庭和社会中习得的经验知识。两套知识的脱节，导致学习效果大打折扣，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能够弥补这两套知识的脱节。

依照周洪宇的理论，在可预见的一百年甚至将来，教育不再局限于学校教育，而应拓展为家庭教育、企业教育、社区教育；也不再局限于正规教育，还有非正规教育；有现实的课堂，也有网上课堂、在线学习；有学校学习，也有终身学习。在这样的学习型社会中，生活教育理论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在生活教育理论提出一百年之际，我们回望、反思，和陶行知一起“探寻中国教育的生路”。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引用过陶行知先生的话：“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

教育和生活之路一样，没有尽头。

（本文的部分观点来自教育科学出版社《陶行知教育名篇》、北京时代华文书局《陶行知传》、周洪宇的讲座“生活教育的三个百年”、杨东平“当代中国生活教育实践”，以及和姚文忠的数次对谈，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