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气、有关怀、有见解”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的六说文学教育》，就是这样一本值得细读深思的“小书”。它浅，但是不薄，小，却有味道。虽然主题是“文学教育”，实则是在综合探讨文学、教育、文学教育和语文教育。

《六说文学教育》一书，实际装的都是旧文，择其在不同时间、场合发表的关于文学教育的演讲与文章集结。“六说”从诗意的校园开始，到文学课程的设计、教学方法的改进、多民族文学的融通、中学语文课堂的驰想，可谓步步莲花。

陈平原的一些观点堪称精辟。比如“教育更应该像农业，绝对不能像工业”，就与雅斯贝尔斯强调的“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的教育本质观很接近；并由此对“课件”与“慕课”辩证评价，担心“技术”有余而“情感”不足，呼吁教育教学的“现场感”，强调要“盯着学生们的眼睛”，就确实值得反思。

正是基于“干一行、爱一行”，陈平原对中国的语文教育充满了忧思。在笔者看来，应试教育和社会的功利化风气，仅仅是一个小原因，症结在于我们对“文学教育”或者“语文教育”的基础性认识并没有清晰，所以，目前根本还没有进入科学化的阶段。即使按照陈平原的“药方”抓药，也未必能够真正治病。

“文学”，在西方定义比较明确，广义上是指用语言文字记录下来的具有社会意义的人的思维的一切作品，狭义上是专指语言艺术的美学术语。20世纪以来，中国人在口语和思维上逐步接受了西方的狭义定义，但只要和“教育”关联，历史的基因就会发酵，因为中国历史上“文”“学”基本处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环之中。“文”是文章，“学”是学术，“文”强调文采和艺术，“学”强调载道，涵盖经、史、玄、术等。而且，文以载道，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陈平原教授虽然取广义之“文学”，定义为“一种知识，兼及经验、修养、技能和情怀”，但在具体的“说”之中，却又因需而取，时而狭义，时而广义。

比如，在体例上，前“四说”，基本取狭义之“文学”，后“二说”则又取广义之“文学”，直接用“语文”替而代之。中国语文教育的症结，恰恰就在于此，广义“文学”与狭义“文学”交织，让“语文”教育不堪重负，教学也就自然选择了最易行的“生理解剖”文本以填充学生的“仓储”。

陈平原说：“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大学生都很重要。而这种能力的习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更不是政治课或通识课所能取代的。”并以欧美为例进行了论证。然而，这也正是中国语文教育与欧美语文教育的区别所在，欧美语文教育专注于培养学生“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从语言表达（包括口头和书面）、批判性思维能力和阅读能力3个方面入手；而中国语文教育则过多地承担了政治课或通识课的功能，反而弱化了本质功能。欧美高校，“阅读与写作”是必修课，但“文学”就未必了；在中国，语文教育与文学教育几乎等同，作为必修课达不成共识，也就正常不过了。

语文教育与文学教育，相互关联，却不能等同。在具体的教育教学上，如果以文学教育的方式方法对待语文教育，达成“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的教学目标就很难；如果以语文教育的方式方法对待文学教育，自然也就消解了文学教育的生动、趣味和想象。中国语文教育的改革，要么向西方学习，在语文教育与文学教育的相对独立中走科学化之路，要么基于中国语文教育本身的中国特色，探索出中国语文教育的“中国道路”。因此，陈平原的《六说文学教育》，虽然读来收获颇多，但总觉还难以全解语文教育之忧和文学教育之渴，期待陈平原教授的七说、八说，或者是分而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