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沧桑》是学者钱理群教授沉思10年之作，也是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的终卷。这三部曲分别是完成于1996年的《1948：天地玄黄》、2007年写完的《我的精神自传》、2015年收笔的《岁月沧桑》。《1948：天地玄黄》写的是新中国建立前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想象与选择，2007年完成的我的精神自传》则是作者现身说法，以钱理群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感受、生命体验去观察、描写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选择。《岁月沧桑》则写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其核心是知识分子的“改造”与“坚守”。

钱理群选取几个有代表性又颇有知名度的文人作为研究对象，如沈从文、梁漱溟、赵树理、废名、王瑶、郭小川、邵燕祥等作家、学者，以他们在1949年至1970年间的生命历程为观照对象，通过大量的新材料，深入他们在时代的大转型、大变动中的投入、挫折、碰撞、困惑和坚守，透视其个人性格、理想与时代、社会之间的交流激荡，重现了那个年月的社会风云，个人的命运遭际、幽隐，以及精神的尴尬与波澜，检讨了这段历史的经验得失及其包含的启示。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古代大丈夫被寄予的理想，其实具体到千头万绪的人生实践当中，能够做到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就已是相当不易了。在我看来，钱理群在这本书里就是想诠释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看看那些知识分子在动荡时事中是否做到了有所为有所不为，进而想找到中华文化传承中的风骨。

废名通过“上书”提出全面的治国方略，赵树理为农民而写农民，王瑶立志成为第一流的学者……这些知识分子的作为，让人看到了责任与担当意识。在他们人生选择上，我们可以依稀看到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书中选取的是一些不放弃理想与良知的知识分子，当然他们身上同样充满了罪与罚，只是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里保留着做人的底线与追求，而不泯于众。如钱理群写道：“在写交代时，王瑶还掌握一条原则：尽量不或少涉及他人，即便是非讲不可，也绝不伤害他人。这样，王瑶也就在后人难以想象的空前的政治、精神压力下，守住了底线，在那迷乱、失范、疯狂的年代，王瑶始终保持了清醒。”

钱理群从这些作家的书信、著作、自传等文字中窥探他们的心路历程。他的研究是探询式的，书中少有明确的判断。比如关于沈从文从小说转向文物研究工作，钱理群是这样理解的：“如果说，当年他是把通过音乐对自我生命的认识，化成了牧歌体的小说创作；那么，他现在又将通过工艺美术获得的对‘其他生命’的认识，转化为对历史文物的研究。”关于赵树理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人？钱理群最后总结道：“赵树理是一位探索中国农民问题，以此出发，思考中国社会主义问题，并且有自己的独立发现和见解，且能坚持的思想者，用为农民写作、从事农村实际工作两种方式参与农村变革的实践者。”“最后，所有这些思考，都会归于对历史，对人的命运、存在的追问，却没有结论：这正是本书的真正价值与贡献。”这是钱理群评价他人著作时写下的一句话，钱理群说，“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的。”包括本书《岁月沧桑》写作的追求：写出一个又一个的“难以做出简单、明确判断”的大时代里的个体生命，以激发“对历史，对人的命运、存在的追问，却又没有结论。”

陈丹青说：人只要是坐下写文章,即便写的是天上的月亮，地上的蒿草，其实都在“谈自己”。“吾日三省吾身”，钱理群始终保持着自省，以思考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命运为己任，研究他人亦不忘回望自己。他自言：我多次说过，我的学术研究带有强烈的自救自赎的性质，“所有的学术探讨，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追问，都最后归结为自我内心的逼问，对于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他说：我是通过“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为自己树起精神标杆，以此要求和鼓励自己。那么，在钱理群心目中，知识分子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呢？答案是：始终如一地探索真理，独立思考，对既定观念与体制提出质疑。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说：“如果要对所有知识分子提出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标准或者说‘职业伦理’，那么，我想能够提出来的只能是‘独立’，即尽可能地在人格、精神和观念上独立，包括经济上的自食其力、有自己内在和外在的尊严。”“我也许想对自己说，也对我的同行说，从今以后，要更努力地做一个独立的人，做一个尽量少依赖他人、少依赖外在条件的人，不依傍权势也不依傍金钱，也不追求一种众人叫好的剧场效应。”当专家成为了“砖家”，各种言论满天飞，士之风骨荡然无存，这本书读来颇让人感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