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政课教材编写属于“国家事权”，体现国家意志，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筑基工程。但在实际教学中，我们许多老师处理教材的随意性很大，对教材的育人功能视而不见，甚至把教材狭隘地理解为考试工具。如何把教材编写的育人功能转化为教师教书育人的崇高使命？这需要从思政课教材对三大问题的回答中感悟编写智慧，汲取育人力量。

问题一：“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是斯宾塞的经典之问，也是教材编写的第一难题。因为一门学科的内容太多，选择的可能性太多，导致“精选课程内容”这一理念在实际操作中面临很多困难。那么，思政课新编教材如何回答斯宾塞之问？它遵循《课程标准》关于“知识点的选择和配置服务于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目标，凸显课程政治方向的引领”的编写建议，巧妙地把“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转化为“什么知识对发展核心素养最有价值”，从而举重若轻，化繁为简，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一问题的解决贡献了中国方案。编路引导教路。它给我们的教学启迪是：要树立指向核心素养的新型教学观，自觉把“为发展素养而编”的教材理念转化为“为发展素养而教”的教学理念，防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碎片化教学，探索以“单元”统领“单课”，用“主题”引导“问题”，用“大观点”整合“知识点”的教学新样态，努力把知识点的灌输和堆积，提升到观点层面的启迪和对话。

问题二：“谁的知识最有价值？”在思政课新编教材中，党的方针政策出现在教材的“正文”中，一些经典的知识放在“辅助文”里。这一安排的实质是“谁的知识最有价值”？新编教材的回答是：服务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知识最有价值。就是说，统编教材不是无情物，不可能完全客观中立，必须站在意识形态的高度精选内容，让学生在知识学习中潜移默化地认同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倡导的主流价值。以哲学与文化中的“价值与价值观”一课为例，原教材重点呈现“价值与价值观”，而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放在“专家点评”和“相关链接”的从属位置。而新教材浓墨重彩，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单列一个标题，与“人的价值”“价值观的作用”的标题并列，并从“培育什么”“为何培育”“如何培育”“如何践行”四个维度充分展开，从而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内容从单薄走向丰富，从课程边缘走到课程中央。教材给我们的教学启迪是：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国家立场，提高政治站位，在教学中努力实现“知识性”与“价值性”的深度融合，“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紧密结合，“政治性”与“学理性”的高度统一。

问题三：“知识怎么教才最有价值？”教材的价值是潜在的，它需要通过“教的活动”和“学的活动”才能实现。传统的教材设计十分重视“知识的选择与组织”，但疏于对知识习得方式的设计，导致教材在实施环节被一些老师“走捷径”“偷工减料”，把需要学生体验的内容变成了教师“讲授”，把需要探究的内容“改造”成了死记硬背，这实际上吞噬了教材激活思维、驱动创新的发展功能。新编教科书“积极发掘其引领教学活动的功能，着力反映活动型学科课程的特点”，坚持“学生经历的知识最有价值”的理念，在重视“知识的选择”的同时，十分重视知识的“习得”方式的设计，引导学生在生活体验与问题探究的过程中生成知识。以“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为例，新编教材不是静态的呈现这一观点，而是在“阅读与思考”栏目中列举“常识”“神话”“科学”三种把握世界的方式，让学生在比较和辨析、讨论和探究中归纳哲学把握世界方式的特殊性。显然，教材这样编写给我们的教学启迪是，要自觉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参与到问题的解决中来，成为知识的“思考者”和“对话者”，进而把知识的习得过程提升为核心素养的发展过程。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统编教材蕴含丰富的编写智慧。它主张“发展核心素养的知识最有价值”，在回答“用什么育人”的问题中贡献了中国方案；坚持“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知识最有价值”，在回答“谁的知识最有价值”中开辟中国道路；遵循“活动型学科课程”的理念，在回答“知识怎么教才最有价值”中彰显中国主张。而对我们思政课教师来讲，认真解读教材，提高对统编教材的理解力，有助于走出原有理解的“局限”与“狭隘”，开阔教学的“视野”与“格局”，实现自身的教学改进和精神成长。这样，教材和教学同向而行，协同发力，能进一步增强思政课铸魂润心、启智增慧的育人力量。

（作者系江苏省特级教师，江苏省正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