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进程中的近代大学：从尊经书院到国立四川大学》

万涛 著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3月

ISBN：9787569039467

■郑富兴

大致在十一二世纪的欧洲，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是最早、最具代表性的两所中世纪大学。而民族国家的产生，学界较为公认的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认欧洲众多小国家有自己绝对境内宗教的权力。也就是说，先有大学后有民族国家。

在中世纪，大学更像一个教师和学生的行会组织，它特立独行且免于强权和干涉，独立自由探究知识与学问。然而，当1648年宗教战争结束，教权让位于世俗权力，民族国家随资产阶级革命而在欧洲确立并向世界各地散布。民族国家开始全面介入教育甚至控制教育，建立服务于自己的公共教育体系，大学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得以复兴。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需要是大学复兴的动力和近代大学构建的重要甚至关键因素，近代大学也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手段。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近代大学伴随民族国家需要而产生，服务于民族国家，并使之权力合法化；另一方面近代大学也被民族化了，逐渐失去了它的独立性和普遍性（或世界性）。民族国家进程中的近代中国大学更是体现了这一特征。

鸦片战争后，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王朝崩塌和民族国家进程开启的历史语境下，从“天下”到“国家”的历史转型中，如何培养“国民”“国家”意识？如何实现对内凝聚人心、对外彰显主权，与列强抗衡？从张之洞到严复，从康有为到梁启超，无一例外都将目光转向了教育。通过教育实现救亡图存，通过教育建构民族国家，通过教育实现民富国强，成为当时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一种共识，因此，建构民族国家的教育体系和近代大学制度成为重要使命。

1901年，时任四川总督奎俊上奏清廷，提出仿京师大学堂组建四川通省大学堂，后改名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即今天四川大学的前身）。进士出生的翰林编修胡峻被推举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首任校长（时称总理）。他深刻意识到自己的神圣使命，深知四川大学对于西南地区和国家的重要性。他指出，“一国之治乱，系乎人才之盛衰，视乎国家之教育”，高等学堂要“仰副国家，造就通才”。由此可见，以胡峻为代表的四川当局和士绅举办近代大学的目的，与蔡元培在《大学令》里提出的“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如出一辙，要应对“国家之治乱”，必须发展“国家之教育”，培养“国家之人才”。1931年，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成立了“国立四川大学”，但是“国立”有名无实，校长人选和经费划拨都牢牢掌控在四川军阀手中，中央政府无暇顾及。

1935年，任鸿隽出任四川大学校长，他明确提出，要使四川大学成为一所“国家的大学”，即把“国立”二字落实。他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说：“本人抱定宗旨，要使四川大学国立化。”“应知四川大学是国立大学，不是一乡一邑之学校，应造就成国士，不仅造成乡人。”培养学生的国家观念是“国立化”的重要部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川大迅速组织了“国立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校长亲任后援会董事。后援会调动全校师生，联合社会各界，积极开展捐款捐物慰问前线将士，发动群众支持抗战，讲解抗战形势等。川大不但接收了大量沦陷区的外校学生，也新聘了一批来川的国内知名教授。川大师生无时无刻不关注着前方战事和国内外形势，一方面发愤学习，时刻准备报效国家，一方面尽可能在后方通过各种方式支援抗战。“抗日”“救国”成为学校生活的主题，民族国家命运成为川大师生关注的焦点，为民族国家抗战大业服务成为大后方大学的主要任务。

在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的历史语境下，在民族国家建构演进的历史进程中，近代大学制度被移植到中国。它作为救亡图存、构建民族国家的重要内容和基本途径，被赋予了国家主义的理想。近代大学与民族国家命运紧紧相连，民族国家利益成为近代大学的最高利益，国家主义取向成为近代大学的根本价值取向。这种取向是大学在民族国家进程中应对时局和困境的艰难选择，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合理正当性、历史必然性。在民族国家蹒跚前进的崎岖道路上，四川大学与其他中国近代大学一样，始终为民族国家的命运而奋争，这种国家主义取向和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近代大学之魂，是中国近代大学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

万涛的这本书，以20世纪前半叶的四川大学为个案，考察中国近代大学的国家主义取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该书以时间为纬，以大学和国家政权的互动关系为经，较好阐释了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创建过程与国别特点；运用“民族国家”解释框架分析中国近代大学特征，提出了关于近代大学与国家关系的精彩论点，是一本优秀的学术著作。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