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中国古代社会称其为“人生四大喜”。其中，又以“金榜题名时”最为难得。因其难得，从科举制度诞生开始，国人就开始向往“状元”。翻开潘剑冰的《科举1300年》，隐藏在“科举制度”背后无数文人的悲欣交集令人感叹。

《科举1300年》从科举制度的发轫开始讲起，其间经历科举的成熟、巅峰，终于科举的没落。在体量上，用了一章的篇幅讲述明清以前的隋唐科举和宋辽金元时期的科举，其后9章讲述明清两朝科举。作者在参阅诸多回忆录、日记、笔记、杂谈、文集、奏章、小说等史料的基础上，还原历史，用讲故事的方式，化抽象为形象，重新解读尘封已久的科举制度，再现士人群体在科场和官场的人生命运。

提到科举，留给很多读者的印象，可能是来自《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的疯癫；也可能是来自《聊斋志异》里蒲松龄对八股文的嘲讽；当然，更有可能是来自《孔乙己》里，鲁迅对食古不化的秀才的悲怜。然而，不可否认，在千余年的光阴里，科举制度并非一开始就是那么落后的。它曾襄助不计其数的读书人走上“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道路，从而使得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有了施展的舞台。科举的选拔机制，就是中国读书人阶层跃迁之路。科举虽为选拔制度，但在客观上促进了儒家经典的普及与教育发展。抛却偏激、回归理性、条分缕析，严谨而不失风趣，潘剑冰以当代人的问题意识重访历史，在科举废墟中打捞出照亮现实的精神火种，把这段漫长的历史写得举重若轻，启人深思。

科举制度不仅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阶层流动机制，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科举始于隋唐，到清朝时达到顶峰，由此盛极而衰，“中举”有多难，可谓“难于上青天”——“散乱空中千片雪，蒙笼物上一重纱”，白居易为考取进士刻苦攻读了整整12年，28岁高中，但是口舌生疮、手肘长茧、头发变白，还高度近视，“神童”尚且如此勤苦，何况他人。终唐一朝，进士录取不足7000人，而参加人数超过50万人次，录取率约1 .3%。清代科举共开112科，诞生了26848名进士，平均每科差不多中240名进士，也就是说，在清朝260年的历史中，每次科举也就“诞生”百来个进士。

本着追求“比通俗更专业，比专业更通俗”的写作初衷，潘剑冰在解读科举制度的内容时，让历朝举子现身说法，使得这部作品既通俗易懂又妙趣横生。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归纳总结标题时使用了大量流行词汇，比如“别拿秀才不当干部”“从秀才到举人的长征路”“我是举人我怕谁”“牛气冲天的进士”“状元是怎样炼成的”“翰林院的幸福生活”等，这些标题特别符合现代读者的胃口，让科举历史的讲述别具风味。

书中特别提及了科举舞弊。晚唐诗人温庭筠竟然是“枪王”级别的人物。他曾在考官的严密监视下，神不知鬼不觉帮助8位考生完成答卷，实在令人瞠目结舌。另外，诸如在面积极其有限的丝绸上写下10万字，自创“人肉打印机”；买通书吏在监考官伞柄里藏小抄；更有甚者，还将考题用信鸽传出考场，场外有人作答，完成后再将答案传回，各有绝招。当然，科举舞弊后果也常常是致命的。书中也列举清代科场大案，读来惊心动魄。

也有“唯科举论”。书中谈到一个饱受“唯科举论”之苦的典型人物——晚清名臣张荫桓，他官至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多才多艺，诗书画皆能，竟由于不是科举出身，而被当时舆论嘲笑为文盲。因此，科举史上“高龄考生”“屡败屡战”等现象，也就见怪不怪了。在中国绵延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既是寒门士子希望的灯塔，也是个体苦难的渊薮；它既推动文化整合，又造就了部分知识分子的思维封闭。它既是一部朝廷选拔人才的历史，也是一部古代读书人的血泪史。

1300年科举制度史中，“状元”屈指可数。科举虽然早已走到尽头，但它唯才是举、机会均等的内核却并未消失。“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愿每个“赶考人”都能在人生的考试中交出自己满意的答卷，这是《科举1300年》留给读者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