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2026中华文化天府论坛在成都天府国际会议中心开幕。论坛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教育厅、四川大学、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主办，聚焦“保护文化遗产 赓续历史文脉”主题，邀请国内外文化组织机构负责人、知名专家学者等展开研讨交流，进一步凝聚文化遗产“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的学术共识。

【学术交流】

《三星堆学刊（中英文）》创刊

本次论坛设置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遗产价值大众化传播、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5个平行论坛和14个学术沙龙，围绕遗产保护、活化传承、数智技术赋能、文明互鉴等维度开展深度对话，既关注三星堆－金沙、蜀道、三苏文化、乐山大佛等四川文化遗产资源，也聚焦传统医药、传统武术、传统音乐等多元类型文化遗产。

主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震中从多学科交叉视角，提出由黄帝陵、甲骨文（汉字）、都城、黄河、长江、北方草原文化带共同构成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体系；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文明中心博物馆首席专家图尔苏纳利·库齐耶夫介绍了中乌两国在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合作；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咨询委员会副主席加米尼·维杰苏利亚探讨了文化遗产从文明见证走向文明对话的作用；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梳理了10年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成效；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霍巍阐释了全球史视野下三星堆－金沙青铜文明的独特地位。

开幕式上，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巴蜀书社共同主办的《三星堆学刊（中英文）》创刊号正式发布。学刊立足三星堆－金沙与古蜀文明研究，面向国内外考古学、文物保护和科技考古等领域，致力于刊发具有学术价值的新发现、新研究、新成果。

论坛期间，文化遗产保护四川成果展同步开展，通过图文、文献著作、非遗手工艺品、文创品、活态非遗展示等形式，集中呈现四川文化遗产资源禀赋、保护制度建设、科学管护实践、活化传承创新与文明交流互鉴成果。

【专家观点】

曹顺庆：一定要让学生读原典

短视频盛行、碎片化阅读成为常态的当下，如何筑牢青年一代的文化根基？在2026中华文化天府论坛上，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曹顺庆给出明确答案：回到原典细读，从经典原著中完成文明溯源，涵养真正的文化自信。

在曹顺庆看来，当下不少年轻人对中华传统经典较为陌生。他举例，曾经在博士招生考试中，与“十三经”相关的考题，答对人数不足三分之一。他认为，近代以来的外来文化冲击，长期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的认知模式，造成部分人对本土经典疏离，文化根脉随之松动。

倡导细读原典，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碎片化传播模式。“可以从国风歌曲、汉服这类年轻人喜爱的文化现象切入，先点燃年轻人的兴趣，再逐步引导走向完整原典阅读。”曹顺庆解释。他认为，只有经过系统原典训练，研究生“知识底盘”变得厚实，才能产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他也注意到，如今，中小学教材中古诗文占比有所增加，是经典普及向好的信号。

“原典细读，也是文明溯源、文明互鉴的钥匙。”曹顺庆说，中外经典之间不乏共通的精神理念，读懂原典，才能看清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轨迹。

阅读原典，也是面向国际开展学术交流的需要，“想要发出响亮的中国声音，前提是‘吃透’自己的文化原典。”曹顺庆表示，读懂本民族经典，是构建文化自信、建设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他期待，经典阅读能够进一步普及，让更多国人熟读经典原著，在文明互鉴中讲好中国故事。

李志荣：把课堂“搬”到石窟“生长”的山坳

在2026中华文化天府论坛上，安岳石窟被反复提起。论坛间隙，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志荣接受了记者采访。

李志荣长期从事石窟寺考古与文物数字化工作，2025年被四川省聘为“天府学者”，设岗于安岳石窟研究院。就在前不久，其主编的新书《湛穆妙相：安岳造像的人间神情》面世。

安岳县域内现存石窟遗存接近500处，摩崖造像超10万尊，遗存数量在全国位居前列。安岳石窟最大的特征是“极度分散”——造像散布在各乡镇村落，有的“蹲”在国道边的崖壁上，有的隐在丘陵深处的田埂旁。

过去，点位分散被看作保护、旅游的劣势，因交通不便、点位零散，不利于游客集中参观。而在李志荣看来，分散恰恰是读懂安岳石窟的“钥匙”。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漫长的本土化过程，到两宋时期乃至以后，已不再是殿堂之上的外来宗教，而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开窟造像也从皇家的功德、大寺的事业，下沉为信众的行为。

理解了这一点，“分散”就不再是旅游的交通缺陷，而是佛教逐步走向中国化、平民化的实物见证。基于此，安岳在探索一条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路径，将石窟保护同乡村治理深度融合，实践“文化遗产走向人民”。

安岳石窟的“分散”特征，也为教育提供了更好的可能。

李志荣介绍，安岳已建起了规模可观的石窟数字展示中心，学生能在此看到高清三维数据，看清风化残缺处的结构，短时间内建立起对安岳石窟的整体印象。

这解决了分散的问题，但李志荣建议，“把课堂搬到山坳里。”“如果有条件，不是在展示中心参观，而是到分散的那些地方去、到乡村去，可能有另一层价值。”

这“另一层价值”至少有三重——

一是真实。石龛还在原来的崖壁上，光从原来的方向照过来，风从原来的方向吹过去。孩子们面对的不是被重装过的“展品”，而是它本来的样子、本来的位置——这种“在场”，是任何高清复原技术都替代不了的。

二是完整。到乡村看石窟的同时，也会看见四川盆地的样子：浅丘、田畴、林盘、溪沟。这些石窟不是凭空出现在山坡上的，它“长”在这片土地的自然景观里。读懂了地形与村落，才可能回答石窟“为什么偏偏在这里”。

三是关联。也正因为佛像、佛龛就在村边，孩子可以和村民交流：这里有什么故事，它和村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和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风俗有什么联系。

在博物馆里看到的是“物”，在乡野里看到的是“关系”——人与石头、石头与土地、信仰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对一个正在认识世界的孩子而言，这种复杂性，是再详细的展签都给不了的。

“课堂”并不难搬。硬件方面，四川的乡村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完备，且是全国率先把石窟寺纳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框架的省份之一，安岳也在建设石窟文化公园；软件方面，依托“5+1”文物守护人制度，安岳已组建起了3500余人的基层文保队伍，这些人既守护着这些石窟，也完全可以成为最好的乡土讲解员。

“要让青少年了解，石窟是怎么从乡村里‘生长’出来的。”李志荣说。

【高校作为】

不可言传的默会知识，如何传承？

脉诊指尖细微的触感、中药炮制把握火候的直觉、施针深浅轻重的分寸、刺熨疗法温热拿捏的尺度……这些藏在传承人身体里、难以精准记录的经验，在学界被称作“默会知识”。它恰恰是传统医药非遗最核心、也最脆弱的部分。

10月31日，2026中华文化天府论坛“新时代传统医药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学术沙龙在成都中医药大学举办。出土文献、知识产权、非遗保护、国际传播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非遗传承人坐到一处，探讨同一个难题：依附于人、随人而逝的默会知识，我们该用什么方式留住它？

留存档案不等于留下技艺

四川拥有近百项三级以上传统医药非遗项目，加上市县项目，构成庞大的本土医药遗产谱系。普查建档、影像录制、文字整理……这些年，保护工作一直在推进。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吕骑铧介绍，全省已经完成700多位传统医药传承人的基础档案采集，海量视频、文字资料入库保存。

然而，“拍一段炮制视频、写下操作步骤，不等于留住技艺。”国家级非遗刘氏刺熨疗法传承人刘光瑞说，同样一味药材，温度高一分则药性偏烈，低一分则药力不足，这个临界点，依靠老药工几十年反复练习形成的体感把控。陈氏汉针传承人陈秀杰也有同感：她能精准施治，但很难用标准化的语言把进针时机、随证微调的思路等阐释出来。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马治国讲得更为透彻：现行知识产权体系，擅长保护图纸、配方、文本这类能够清晰编码的知识；而中医药大量核心价值属于“具身认知”，扎根在人的身体感知之中。专利、著作权都很难适配这类知识。一旦传承人年事已高、无力带徒，这些经验很可能随之消散。

这也是传统医药传承面临的现实难题：成功申报非遗项目、完成资源建档，不等于守住了技艺最核心的部分。名录可以挂牌，档案可以入库，但附着在人身上的默会知识，仍然面临失传风险。

人才培养是传承的“线”

难题摆在面前，与会嘉宾的讨论，最终汇聚成两条探索路径：一条是技术与制度层面的创新保护，另一条落脚于教育，靠人才培养接续活态经验。

技术的尝试已经启动。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丁侃介绍了中医药古籍 A I知识库、多模态知识转化项目的实践。团队依托 A I对古籍做知识元拆解，把传统医药典籍转化为结构化知识图谱，搭配可视化演示，服务教学与对外传播。

制度层面，西安交通大学教授马治国领衔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课题组，正在探索中医药传统知识专门保护方案，设计师承链条备案、流派分级认证机制，尝试为难以编码的默会知识建立可追溯、受保护的规则体系，弥补现有知识产权框架的短板。

人才培养议题，是本次沙龙依托成都中医药大学学科平台重点探讨的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邬文玲提出，当前的常规分科培养模式容易把医学、文史、出土文献研究割裂开来。学生熟读条文、读懂典籍，却缺少跟着传承人沉浸式实践的机会。借鉴古文字冷门绝学基地班的培养模式，她倡议搭建跨学科培养通道，打通出土医学文献、非遗技艺实践、医史研究等链条，融合现代院校课堂教育和传统师承模式。

这也是成都中医药大学正在推进的方向。学校以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院为依托，将天回医简研究融入育人链条：在校内博物馆设专题展厅、面向本研学生开设研讨课程；依托“杏林选粹”项目走访巴蜀民间，挖掘传统医药技艺、邀请传承人入校授课，推动出土文献与活态技艺互证对话。

“非遗之后”的音乐项目，如何发展？

“有人觉得音乐类非遗离普通人很远。其实非遗跟老百姓非常近，非遗就在老百姓生活当中。”10月31日，2026中华文化天府论坛期间，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音乐学院特聘教授萧梅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这句话，是萧梅带着团队做了长达10年田野调查后的深刻感受。2014年起，萧梅与四川音乐学院教授杨晓联合组建考察小组，带领青年学者和学生，对11个音乐类非遗项目展开长时段田野考察，追问同一个问题：立项之后，它们被保护得怎么样了？

“局内人和局外人合在一起”

据《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557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994名。20多年间，普查、申报、立项、公布，一度是非遗保护中最牵动人心的环节——一个项目列入名录，往往被当作保护工作的阶段性成果。而萧梅、杨晓和同事们要追问的，恰恰是“成果之后”。这项研究选取了2003年至2013年间申报、立项的不同级别代表性项目，调研它们的立项过程、保护措施，以及当下处于什么状态。课题因此得名——“非遗之后”。

2014年，上海音乐学院与四川音乐学院组建起以青年学者和学生为主体的联合考察小组，12名学者分头扎进11个项目：侗族大歌、海菜腔、码头工人号子、江南丝竹、古琴、四川扬琴、滇剧……考察者反复回到同一个村子、同一个乐班，看传承人制度如何运转，看项目被重新摆进了怎样的语境，看展演形态发生了哪些变化，也看参与其中的各方各自出于什么动力。成果结集为《非遗之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音乐类）考察研究》，公开出版。

采访中，萧梅最感慨的，是一个学生的选择——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毕业生李伟，毕业论文做的是四川扬琴研究。研究过程中，作为研究者的他，拜入四川扬琴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刘时燕门下，成为一名学艺者。如今，李伟已是四川省曲艺研究院的扬琴演员。

这个个案证明了高校非遗教育可以超越“课堂体验”的层面，产出真正投身传承一线的人才。“四川扬琴这样的项目，需要局内人和局外人合在一起，学术的力量和演出的力量结合。”萧梅说。

刘时燕是四川扬琴“德派”的继承人，2021年曾参与四川音乐学院的扬琴驻校工作坊教学，她生前曾对萧梅说，最让她感动的是高校能够走进非遗传承。萧梅表示，专业学生愿意去做曲艺演员、当传承人，在国内高校里并不算多，“四川音乐学院在这一方面走在前面”。

田野觅活声 课堂引大师

高校在非遗传承中能做什么？萧梅把它概括为“两条腿走路”。

一条是走出去。在萧梅看来，音乐院校做这件事的时间“比较长”——现代意义上的传统音乐保护，实际上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各省各地都有音乐工作组下乡搞普查，搜集、采集民歌，记谱、汇编、出版，形成后来的“十大集成”，包括民歌集成、器乐曲集成、曲艺集成等。这些东西最早是文字记录，到了当代，又用音视频接续，各个院校都建起了数据库，支撑着从小学到大学不同层级的传统音乐教育。

另一条是请进来。四川音乐学院在这一点上做得尤为突出，其中“传承人驻校”的模式在学校已经制度化——中华传统音乐研究院将驻校传承工作坊列为年度重点项目，请来非遗传承人，每年进行6至8周的传习，四川扬琴、江南丝竹、潮州音乐、北派筝乐等工作坊已持续多年。

更系统的支撑也在不断强化。四川音乐学院依托“巴蜀传统音乐非遗学院”等平台，建成覆盖藏、羌、彝、汉等民族区域的26个田野工作站，建成巴蜀传统音乐等三大数字基因库，完成超100小时濒危音频数字化录入，开设10余门非遗课程。

顺着传承这条线，萧梅抛出了更深的一个问题：今天的中小学音乐师范教育以键盘为基础，整体的音乐感觉是西方的。“如果不能在最基本的音乐感上得到传统音乐的滋养，中小学教师用什么来教孩子？”她的答案是，大学的研究力量有责任与中小学教师在继续教育中一起工作，让非遗的养分经由老师转化到孩子身上。

高校在非遗传承中的作为，既体现在学术的深度与持续性上，也体现在人才培养的终端效果上，更体现在它对教育链条下游的辐射上。萧梅反复强调那个朴素的起点：非遗就在老百姓的生活中。高校应以学术的力量守护这种生活性，以教育的力量延续这种生活性，并在技术浪潮中保持对这种生活性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