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敏

初冬的夜晚，孩子在写作业，我在旁边看书，微黄的灯光下，母女俩都认真极了。随着“嘀嗒”的时钟声，已到晚上9点，孩子高兴地说：“妈妈，我还有最后一项数学就完成啦！”看着孩子脸上洋溢的自信，我也跟着开心，起身给她冲了杯牛奶，然后继续读书。

眼看很晚了，我督促孩子赶紧睡觉，明天还要早起，她说：“再等等，我要看老师批改完了安心睡觉。”看孩子坚持，我就把手机递给她，自己先去洗漱了。

正在泡脚，听到房间里传来“哇哇”的哭声，我一下子慌了。顾不得擦脚，迅速穿上拖鞋走进房间，一看，孩子抱着手机在哭，肩膀抽搐得厉害。

我赶紧走到她身边，抱着她，还不待我开口，孩子就开始控诉：“我没有抄作业，数学老师非说我最后几题是抄袭的，让我把今天的卷子重新做一遍，再做一遍都到凌晨了。”她边说边抽泣。

我一边安慰她，一边又问孩子：“你是自己独立完成吗？”孩子斩钉截铁地回答：“是！”“有没有抄袭呢？”只听她委屈地说：“我连手机都没有，怎么抄袭？抄谁的？”我再引导着问：“那你有没有验算过程？”

“有。”说完，孩子把草稿纸推给我。

“老师为什么会怀疑你呢？”

“因为有一次数学题最后一题我不会，问了同学，把答案填上了，被老师发现，批评了我。”

弄清楚了缘由，我再次开口：“如果你觉得这套卷子你都会且独立完成，那就给老师打电话，请老师随机抽查你现场作答。”

孩子看了看时钟，胆怯地说：“这么晚了，我不敢打，再说老师肯定会说我狡辩。”

“首先要确认自己是否独立完成，是否有请教同学或者百度答案，不能有欺骗行为。如果这些你都没有，那就勇敢地给老师打电话，我就坐你旁边。”

“真的可以吗？可以跟老师沟通？”孩子怯怯地问。我向她投去鼓励的眼神，并把老师的电话调出来，等她自己决定。等待了约一分钟左右，孩子站起来，抹了抹眼泪，看向我，我对她点了点头。她拿起手机给老师拨过去。

电话只响了一声，老师就接起来了。“张老师，今晚的作业是我独立完成的，没有任何抄袭行为，如果张老师有疑问，可以现在抽题考验我，我一一作答。”只听孩子一口气说完，对面的老师开口了：“噢，这样啊，那你今天表现很棒。这道题很多同学都没做出来，我问了几个都是抄袭的，既然你是自己独立完成的，又能主动打电话，说明你是真的懂了，那就不用再做一遍试卷，早点休息吧。”

孩子如释重负地放下电话。“妈妈，有你真好，我爱你！”说完立即亲了一下我的脸颊。接着说：“我以后再也不抄袭作业了，因为上次留下的坏印象影响老师对我的判断。”看她自我总结，我由衷地感到开心。

关于孩子的教育，我常常想起鲁迅先生在100多年前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叫做《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文章。其中有几点“育儿观”，我奉为圭臬：第一，便是理解。“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第二，便是指导。“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第三，便是解放。“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鲁迅先生说：“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是啊，为人父母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方面，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严苛标准之下，可能不经意间就已经成为“刺痛”孩子的“矛”；另一方面，父母看着孩子长大，孩子有什么艰难困苦也都告诉父母，父母又得是孩子坚实的“盾”。既是矛，又是盾，岂能不“矛盾”？

祈愿自己多做孩子的“盾”，少做孩子的“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