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闻他，我心中是有几分疑虑的。

去年8月，时任学校党委书记告诉我，浙江省永康市要来一位支教的退休教师，吕嘉兴，已届65岁高龄。永康在东海之滨，通江在大巴山腹地，山高路远，相隔何止千里。听到消息的那一刻，我先在心里打了个问号：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放着江南的安稳日子不过，偏要翻山越岭，到大巴山深处来支教，图什么？会不会是来“走秀”一场，拍几张照片，讲几节课，然后挥挥手，潇洒地转身离去？

这样的“过客”，我在深山里见过不少。

带着这样的揣测，9月的一天，我特意悄悄坐在教室后排，带着几分挑刺的心思，走进了吕老师的课堂。

原以为是例行公事，谁知他一开讲，整个教室先是一静，随即像被点燃了似的，“活”了过来。学生们被他的话牵引着，眼睛亮得发光，抢着举手，掌声此起彼伏。两节课讲完了，孩子们却不肯走，围着讲台一声声喊：“老师，再讲一会儿嘛！”他笑着摆手，说拖课违规了，孩子们竟异口同声：“没关系！”于是他又多讲了20分钟。走出教室时，几个学生追到办公室，要签名、要合影。

我站在教室门口，忽然觉得脸上有些发烫。这样一个被学生从心底里挽留的老师，怎么会是来“走秀”的？

后来，我才慢慢知道，这堂课背后，是他几十年的功夫。他给高三学生拆解高考作文，讲思辨，讲科技与人文的边界；给初三学生讲想象类文体、实用类文体的备考方法。有一回，他中暑，脸都白了，还硬撑着把课上完。我问他何必这么拼，他笑笑说：“山里的孩子抬头看黑板的时候，那眼神让人不舍。”

真正让我动容的，是他往大山褶皱里走的那股劲儿。只要听说哪个孩子家里有难处，他一定要去家访。好几次，我陪他翻山越岭，沙溪、两河口、板桥口……走进那些简陋的农家，走进那些租住的民房。女孩小瞿（化名）家里出了变故，她难过得彻夜难眠。吕老师坐在她家昏暗的堂屋里，温和地听孩子把委屈一点一点倒出来。他送小瞿书，跟她说，阅读能化解很多苦闷，磨难也可以是成长的养分。他蹲在患病老人的床边轻声说话的样子，我到现在还记得——没有豪言壮语，就是安安静静地看着、记着，然后转头去想办法。

他的办法，是一支笔。

支教一年，他利用深夜写下了15万字的《援川散记》。他不写空洞的赞歌，只用朴素的文字记录校园的日常、记录山里孩子的处境。这些文字从他的公众号上传出去，越过千山万水，传回了浙江。

然后，善意顺着这根引线，源源不断地涌了进来。永康的老领导看到散记，主动提出结对帮扶山区的孩子；他昔日的同事，自己手头也不宽裕，硬是转钱托他交给寒门学子，说“不收我会哭一整天”；杂志社的编辑们被打动，成箱成箱的作文书刊寄到了学校。寒冬里，浙江寄来厚实的羽绒服，他第一时间对接班主任，把衣服送到孤儿手上。孩子们写给远方好心人的信，工工整整的，由他一封封收集、转递；远方的回信，他打印好，及时送到学生手里。他心甘情愿当这个“二传手”，一信一物，把东海之滨的点点善意，稳稳当当地递到大巴山少年的手中。

他不光把外面的光引进来，也把山里的声音送出去。他逐字逐句帮学生打磨作文，改完再改，荐了再荐。当实验中学学生的文章《山深访“三李”，寂寂有回响》《巷语流光爱国村》等登上全国发行的刊物时，整个学校都沸腾了。他还受邀给全县初高中语文教师做培训，从命题作文讲到下水作文，从课堂讲到人生，一讲就是4个小时，午饭放凉了也不肯停。台下那些从偏远乡镇赶来的老师，坐得笔直，眼睛里渐渐亮起光来。他点亮的不只是学生的心灯，还有我们这些教师的心灯——在大山深处坚持了很久，但偶尔也会暗淡的那盏。

我常常想，何为教育者的光？

大概就是他这样的吧——把自己活成一盏灯，然后轻轻地点燃身边一盏又一盏灯。他用一支笔，点亮了山里孩子的梦；用一堂课，点亮了学生和老师的心；用一件接一件的暖心事，点亮了一个又一个困顿的家庭。灯多了，山便亮了。

“以一灯传诸灯，终致万灯皆明”，一年已尽，现在，他去了更偏远的阿坝州支教，继续做教育路上的点灯人。而我，作为被他点亮的一盏灯，会持续守望，学着把那份光，照进更多孩子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