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成都师范学院、四川省陶行知研究会、成都市陶行知研究会联合发布讣告：全国著名基础教育专家、著名陶行知研究专家姚文忠先生因病救治无效，于2023年5月13日3时20分在成都与世长辞，享年84岁。

姚文忠先生生于1940年3月5日，中共党员，成都师范学院教授。曾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中学教师进修研究中心小组成员、四川省中小学继续教育专家组专家、四川省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成都市陶行知研究会会长等职。出版或发表《特别教育论》《学校诊断》《物理教学及心理学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与现代学校管理》等众多著作和论文，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的信任和爱戴。

姚文忠先生生前特别关心《教育导报》，并多次接受我们的专访。本期特别摘编两篇重要文章，重温先生学陶师陶践陶弘陶风范，缅怀先生对四川基础教育界的重要贡献。

2008年，姚文忠先生接受本报“改革开放30年”栏目专访，回顾了自己与教育结缘的经历。

“我与教育的缘分，是一辈子”

■本报记者  胥茜

很多人认识姚老时，他已经顶着一头白发，在教育圈内，说自己的话，用自己的方式说话。遇上他讲话，如果你入行教育不久，知晓教育不深，可能很难一下子听明白。他的经历和发酵后的沉淀，让他成为一个复杂的教育符号，这注定他吐出来的字句背后都包含了多重内容。

姚文忠跟教育的缘分，他说是一辈子。1978年以前，是在求学和下乡。求学多歧路，下乡多历练。

1957年，姚文忠考进西南师范学院，1963年分配离校，到了乐山市犍为县教师进修校。1963年下半年到1967年，姚文忠下乡，到过干校，劳动、拉船，到过边远公社教书，教小学、中学。“我在犍为领了17年工资，这17年对我很重要。17年里，我看到了最广阔的社会，最深入的社会底层，了解到农民对于学校的渴望与支持。”直面人生，姚文忠从来没有过沮丧，休学也不，分配也不。他这个人就是不愁，从来不因环境的变化而愁，不怨天尤人。

1980年，姚文忠40岁。那年的3月1日，他离开犍为县回到家乡成都，到四川教育学院任职。“我可能是教育学院第一个经过面试进来的。问了我3个问题，你学了些什么？毕业后用了些什么？教育心理学有什么用？”姚文忠对答如流，把看似简单的问题谈得很深透。最终，姚文忠成为了四川教育学院教育教研室的一员，开始给局长、校长上普通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课程，重拾大学时学的本行。

“1980年，我做了很多事。”除了上课，他还协助当时省高教局的副局长余涧南和省教育厅副厅长向国灵组建省教育学会，因此认识了很多人。而为他今后的人生画下着重号的事件，是他被教育厅指派到成都七中参加美籍华人数学家项武义数学实验教材的实验课题，以学科作为切入口，进行了长达6年的教学科研。

项武义这个项目，得到了成都七中当时的领导和数学教师的全力支持与配合，谢晋超是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一个。凭借这个课题，参与者谢晋超发表了重要论文，并最终成为了1977年后我国的首批特级教师。而姚文忠在七中展开的学科实验与教学科学结合的科研方法，更是得到了一线教师最衷心的拥护。

成都七中物理“王牌”教师龚廉光当时也很年轻，在姚文忠参加项武义课题的同时，他们主动联系，共同进行物理教学科研，并最终共同书就《物理教学及心理学研究》一书。到现在，这本书还是物理教学研究者的必备书目之一。而龚廉光也因此开始步入了教师生涯的快行道。

“后来，我电话不断了。”姚文忠开始频繁地被省教育厅、省教科所、中小学校请去调研、教研。“武器是共同的，观察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相似的，共同的问题、共同的需求，那几年我运用心理学、教育学知识和大量实践，形成了一套工作方法。”

姚文忠认为，个人的知识影响不如上升成为经验影响，教育科研的出路应该是成为实践的指导，在其中发展。

应该说，姚文忠参与了学校与专家亲密接触、共同策划学校蓝图的“发端时期”，学校和专家都很纯粹。但后来，教育浮躁之气日盛，为了争夺注意力的“包装泡沫”开始风行在校园。对此，姚文忠讲了四点体会：学校的发展，一定要动员学校自身的资源，唤起领导、教职工自动的参与意识，不能凭借单纯的炒作刺激；专家进入学校的工作步骤要适合学校的需要，不能过急也不能过缓；专家在工作中要从学校的需求出发，同时结合自己的利益——不断增加自我的精神层次和思想的丰厚；专家与学校，在成果方面各得其所。

2003年，结合多年实践与在教育上的理论研究，《学校诊断》一书面市。这本书以及这本书可能产生的效应，在一些场合里，让姚文忠更加受到关注，但同时也遭遇一些质疑。对此，姚文忠波澜不惊。在之后的10年间，他到自己喜欢的地方考察学习，读书、讲学、研究。

姚文忠懂得取舍之道，他不贪婪地想拥有坦途，但也绝不悲观地被困难压服。他审时度势，按照自己的节奏赶路。他说：“请我们去‘诊断’的学校很多，但是，‘诊断’还处在孕育阶段，没去。我选择去的有以下四类：有困难的，需要帮助的学校；有特色的，明白自己要做什么的学校；优质的学校，可以吸取不少经验；有想法的，喜欢找人对话的学校。学校的有些问题与科学没有关系，我们去了也不能解决问题。”

自1987年四川省陶研会从重庆迁入成都开始，姚文忠已经当了21年（截至2008年）“陶子”。虽然他的身份很多，但他最看重的一个身份还是四川省陶行知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

“我喜欢它，这个平台是一个埋头做事的地方。我在这里能够感受到宁静与清纯。”2007年开始，姚文忠开始尝试让四川省陶研会能够发出更多的声音，但他也是小心谨慎的。“绝不能让人打着陶研会的旗帜去做其他事，天生我对失范的商业操作就有一种厌恶。我们要有社会责任。”

2018年11月，姚文忠先生再次接受《教育导报》专访，就改革开放40年来四川基础教育的发展变化，分享了他的观察和看法。斯人已逝，精神长存，回顾来路，前贤求索不易，开拓前路，吾辈尚需努力。

实践·思考·悟道

——姚文忠谈四川教育改革发展40年

■本报记者 倪秀 刘磊 葛仁鑫

在四川教育界，提起姚文忠，几乎无人不晓，大家习惯亲切地称之为“姚老”。1977年，姚文忠37岁，是一名普通教师；2018年，姚老78岁，他仍然活跃在教育一线，走进一所所学校，站上一个个讲台。改革开放40年来，四川教育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听姚老讲述他亲历的40年。

恢复高考，教育春风劲吹

“四川教育的生机恢复了”

1978年，姚文忠在犍为县罗城完中任教。也是在这一年，学校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

“在恢复高考前，大家的学习热情本就不低，但是恢复高考的声音一下来，大家的学习热情就像火山一样喷发了。”姚文忠回忆，当时，学校让他写了一篇名为《致高考学子》的散文诗，诗的大概意思就是谈高考对人生的价值，并鼓励高考的学子。一张红纸誊抄贴在学校办公室外墙，罗城的老百姓、学生，抄写这个诗，抄了3天。“科学的春天来了，教育的春天也来了。教育春风劲吹，我们要迎接这个新的时代。”至今，姚老还记得那首散文诗是这样开头的。

在这样的热情中，学校迅速集结了几个“高考班”，其中一个班学力比较突出。有条件当年直接参加高考的学生学习很投入。当时，群众对学习的认识很高，老师们的干劲充足。由于学生增多，教材不够，老师就刻钢板给学生印资料，即使满手冻疮也不在乎。姚老回忆，没有恢复高考时，老师们喜欢去农村“转田坎”，高考恢复后，这样的时候少了，因为老师备课辅导的时间增加了。

高考的恢复，把教与学的积极性、学校管理积极性、和家校之间的联系这四个方面都激活了。在姚老看来，恢复高考的决定，无疑是改革开放在教育打响的第一枪，让中国教育秩序从相对混乱的时代进入到了知识学习的时代。

姚文忠谈到，老师刻下的钢板马上就能印，教育经费也不缺。家长对教师的尊重和拥护程度也非常高。姚文忠当时在罗中担任班主任，还要上4个平行班的物理课和管文工团，是学校工作量较多的教师。但几乎每天起床，他房间门口都放着一个鸡蛋或鸭蛋，或者是一小袋白糖。而在学校食堂买饭，厨房工人都特别照顾他，不用排队。

“就是这样支持的状态，那就享受吧。”姚文忠说，当时的社会和教育内部就是以这样一种姿态来支持你。整个教育系统的生机，得到了恢复。

1980年，姚文忠前往四川教育学院就职。离开犍为时，当地把他评为一等劳模，还奖励了40元，专门安排车送他到成都。“我当时作为大学生，一个月工资也就54 .5元。”那时受到的尊重，姚老至今难忘。

教育学院建立，师资培训推行

“四川教育发展的基本格局形成了”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其中特别之处是：强调切实必须加强师范教育和教师进修，把发展师范教育和培训在职教师作为发展教育事业的战略措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四川开启了全省的局长、校长和教师培训。

在四川教育学院，姚文忠和同事们做的事情，又显示出四川教育一个新阶段。当时，全省对各地分管教育的政府领导、教育局长和校长展开培训。而针对这些学员，大家认为应该用区别于普通教师的培训方法：从应用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上课的内容应该让他们进入了当校长、局长的情景里，然后再讲概念和理论。

“学员们交作业很踊跃，课堂上也允许打断教师讲话。”姚文忠回忆，当时地方派人来学习，积极性都非常高，几乎没有缺席的人。四川省教育厅非常重视教材建设，给教育学院下了任务——编写培训教材。四川教育学院编辑出版了一套教育学、心理学和学校管理学的培训教材，最终成为了全省教师培训的基础，连续供应了7年。至此，四川教育管理者的理论框架基本建立起来了。

姚文忠回忆，绵阳市涪城区从1982年开始一直坚持不间断地搞师资培训，提出了“送教上门”的口号，又具体化为“送教到校、到家”，老师如果在学校没得到培训机会，就“送教到家”。正是这持续将近20年的培训，为绵阳教育的师资质量和敬业态度打好了底子。绵阳的做法，就是当时四川教育在师资培训上的一个缩影。

在培训的同时，教育厅提出一个要求：对学生“开发智力培养能力”。这个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如何落地？大家最初存在疑问。但事实证明，这8个字迅速从理论层面落实到了学生层面，得力于最初培养的那一批校长、局长和老师，他们成为了让口号落地的最好“中介”。

“当时提出‘开发智力培养能力’，是有深度的，同时也是生疏的。”姚文忠说，当时对素质教育认识已经萌芽了。四川从1982年开始提出这个概念，这足以证明四川教育不仅很早就有开发和改革的格局，还有创新的意识，这跟四川的教育传统有关系。洪雅实验小学80年代初期就搞学生书画教育，仁寿实验幼儿园开始利用树枝树叶做剪贴画，成都市实验小学就搞“活”的教育，成都市龙江路小学提出在乐园中育人……这一系列的例子都证明，四川教育在改革开放之后，虽然有高考和升学压力，但整体理念是培养有能力的人。通过借助全面师资培训，将这个理念落实。与此同时，四川教育科研的气息越来越浓，四川教育的基本格局，也在这个时候就形成了。

教育从外部治理走向内涵发展

“不断向前，仍是四川教育发展的主流”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学院和中师学校开始退出历史舞台。对中小学教师的培训交给高校后，出现了一些问题。高校的教师培训理论与实践脱节，中小学教师不适应，培训效果差。几年后，更多有经验的一线老师被放在了培训者的岗位上，高校教师做理论指导，强调与实际结合。后来又出现名师工作室等，使得教师培训又回到正道上来了。

姚文忠说，这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四川乃至中国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干扰和影响，因为应试压力影响，学校内部开始有了一些困惑和烦恼。但社会大众还是认为教师仍然是值得信赖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的教师仍然守在教室中，关爱学生，把知识教给孩子，家长仍然保留对教师的尊重。

同一时期，乐山的赵家骥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的构建农村教育新体系的“三环论”得到国家教委的重视，改变了对农村教育的单一的机械化理解，使原来单打一的各种农村教育拉起手来，发展了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从而适应农村的发展。包括青神县的竹编工艺教育，青神县学道街小学的劳动教育等为代表的成果，让大家感受到教育高涨的热情。

另一方面，以中小学为代表的四川省教育科研开始发展。改革开放40年中期的情况，从四川教育内部的研究来看，始终保持了向前发展的势头。从开发智力开始，进入学校内涵发展，到中期教育科研的发展，到乐山提出的“三环论”，到南江所坚持的农村教育，到绵阳一直保持的师资培训、岳池县用最简单的方式给学生提供锻炼条件、营山师范附小的童声合唱……他们代表着四川教育的主流和基本特点。

在这样的发展主流和基本特点下，四川教育到底能走向何方？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杨念鲁曾用这3个词概括四川教育特征：开放、智慧、好学。但为何四川教育没能走上最高点？在姚文忠看来，原因在于四川教育有一种“散打”的局面，实践做得好，活动相当多，学习也很积极，但就少了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就是中国哲学里的“悟道”。就是所谓理论思维，要通过严格而系统的理论思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

四川教育的贯穿力如何形成？姚文忠认为，一方面需要发动实践不断的深入，而另一方面要组织有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的人来思考，思考四川教育精魂在哪里？四川教育依据的社会基础在哪？文化基础在哪？四川教育人的实践基础，以及在实践中积累的智慧和经验在哪里？只有弄清楚了这些，四川教育的风格才可能凝练，才能在全国立起来。

深切缅怀

姚老是四川省陶行知研究领军性、灵魂性的人物，也是我国不可多得的真正研究和实践陶行知思想和精神的前辈。姚老的去世是四川省陶研界的损失，更是中国陶研界的损失。

姚老是一位大先生，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典范，是我们的精神导师。他学识渊博，视野广阔，胸襟宽广，平等待人，关爱青年，是我们永远的楷模。

——陶行知曾孙

上海陶行知纪念馆副馆长  陶侃

痛悼姚文忠先生——教育学界不老松，博闻强识是姚公。矢志不渝行知行，真知真人真文忠！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

朱建人

姚老是四川教育界的一座丰碑！他温文尔雅、平易近人，睿智幽默，一直追光而行，做实事，讲真话，做真人。后生晚辈需加倍努力，完成他未竟之事业！愿姚老一路走好！

——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

罗清红

姚老曾经对我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与龙小几十年交道，如水之淡，如墨之浓，如胶之韧，如时光之久长，思想有深，知识有广，唯独没有所谓礼尚，今后视与历史，这就是愉快教育的筋骨精神！”每每与姚老在一起，听他讲龙小故事，总也听不够。今后，再也听不到了。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校长 杨尚薇

姚老师不会远去，四川教育他还在耕种，还在思虑。他的慈祥、智慧和满头白发已经成为四川教育的赫然标志！他的笑声还会被人久久地听到，想起……

——泸州市原梓潼路学校校长 刘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