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幼时在山野间跑惯了，对上学没好感。第一次入学，是被我娘拖拖拽拽“打”去的。

那天，我一路哭嚎，娘则连哄带劝带拖拽，终于，僵持的母女俩，一点点挨近了校门口。眼看就要入“虎口”，我一眼瞥见大门侧有棵槐树，急中生智蹿过去，手臂死死箍住树干。任娘怎么劝说、怎么恐吓，我就是不松手，主打一个“死命顽抗”。

这时，一个女老师轻盈走了过来。她问了我娘几句话，之后蹲在我身边，跟我说：“你看，学校多好玩。伙伴多呀！你看你的伙伴小青不就在那儿吗？”她又从兜里掏出一颗糖果，掰开我的手，放到我手心，说：“走，咱们跟小青一块玩去吧。”

有伙伴、有糖吃，我的警戒心一点点在解除，犹豫中，老师已牵着我的手，进了校门。

这位老师，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班主任——李晓敏。

小学5年，她一直教我们班的语文课。一二年级时，我常因上课做小动作，被她点名批评。像那个时代所有的老师一样，她要求我们听讲时，腰直、肩平、两手背在身后。这个姿势我坚持不了一会儿就走样儿——身体失去了自由，手就忍不住放松一些。当我悄悄把玩一把尺子或者撕一张纸片时，老师严厉的目光，像闪电一样，“唰”一下投过来，我便悄悄坐正了身子。

有一回，李老师邀请几个学生去她家玩，我也在其中，这令我倍感自豪。她家的院子里有花有草，这在当时的农村里，真不多见。她为我们自制一种颜色橙黄、喝起来又酸又甜的汽水儿。在她家，我还认识了鸡冠花——绛紫的金丝绒捆系一起，把上面拽开，像小扇子；合起一簇，像大公鸡的红冠子。这种丝织品一样的花，说不上有多好看，但多少年来我一直喜欢着。

上作文课，李老师常带我们到野外去。村北河边的柳树林、村东的青龙寨、村南的鹡鸰峪，都曾留下我们排着队造访的足迹。老师让我们坐在石头上写日记，她站在石头上给我们讲作文。有年夏天，她带了几块小香皂，让脏猴儿似的我们，在河边洗了头。夏风里，头发很快干了，她给女生们一个个都梳了漂亮的花辫子。

第二位难忘的班主任，叫米玉秀。米老师课堂上点到我的名字时，一叹：“呵，我们是本家哦。你是小米，我是大米!”同学们都笑了。

米老师对我的作业很赏识。她好几次摊开我的作业本，给全班同学看，称赞我的字写得像“书上印出来的一样”。

那年，我的祖母去世，办丧事时，家族里起了一些纷争。乱纷纷的争斗中，我一连两周没去上学，直到米老师找上门来。在她的劝说下，我又回到了学校。

可是我蔫蔫的，上课不听讲，下课也不出去玩。米老师叫我到办公室，很着急、严肃的样子，她说：“你一个孩子，大人的事你怎么管得了？你把自己学习搞好，你爹娘自然就不吵架了。为啥？舍不得吵了。这么好的孩子！”那时候，我心里热乎乎的，泪水爬了满脸。

几年后，我考上师范学校，米老师又成了我表妹的班主任。表妹说，米老师经常谈起我，夸我当年学习怎么用功。此时的米老师，已接近退休年龄，桃李满天下，但她仍然记着我。我心里暖暖的，为老师那份惦念。

读中学时，我遇到了第三个女班主任——仝小雪。她接手我们班时，还是个刚刚毕业的小姑娘，扎马尾辫、穿连衣裙、戴着眼镜。

那时，教室取暖都是土炉子。年年砌炉子，男老师们练就了一手砌炉子的绝活儿。可仝老师是新手，在这件工作上犯了难。隔壁班班主任说，仝老师你稍等，我弄完我们班的，就过去帮你。仝老师也没说啥，跟着进了隔壁班。她站在旁边，观摩了整个过程，回来就开始如法炮制。她脱去外套、挽着袖子，一头汗、两手泥地当起了泥瓦工。

当那个内圆外方、砖砌泥抹的炉子“坐”在讲台旁的时候，仝老师累得头发都贴在额头上了，白衬衣袖子上蹭了好多泥印儿。炉子砌得蛮漂亮，有一种雄赳赳的气势。仝老师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真正的强大，是生长在内心的。敢动手的“敢”，就是一种力量。做任何事，有这种力量加持，就成功了一半。

我的3位女班主任，都是平平常常的乡村教师。她们没有什么光辉的事迹：既没有被工作累病过，也没有教出什么著名的天才；但她们有爱、有耐心。在她们的引导下，我由一个懵懂顽童，慢慢走上了清醒的人生。我活脱就像卢梭说的：我完全成了她们的作品，成了她们的孩子。

人说，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在一个孩子看来，他遇到的每一位好老师，都是人生中最美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