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信息的浪潮滚滚而来，当AI能快速便捷地抓取任何想要的信息，我们似乎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阅读危机。在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飞速发展和短视频流行的时代，青少年应该怎样阅读？

美国媒介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出“媒介即隐喻”的观点，认为强势媒介能以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重新定义现实世界，塑造文化特征和文化精神。

工业时代，印刷品广泛传播，公众话语具有严肃性、逻辑性和理性。而在视频时代，娱乐逐渐成为一种文化潮流，导致公众话语失去严肃性和深度。当下，大语言模型以“算”而非以“思”的方式，构建起“信息投喂”的舒适圈，让阅读异化为被动的信息接收，人类主动思考的能力正在“驯化”中被悄悄瓦解。

在符号学定义中，写作者通过“编码”，将一个个语言符号按规则排列组合构成文本，记录和传递人类的知识、思想和文化。从这个角度看，大量阅读文本能够帮助我们锻炼“解码”能力。

阅读加缪的《西西弗神话》，我们不会满足于“荒诞哲学”的概念标签，而是跟随作者的逻辑链条，在“推石上山”的隐喻中思索人类存在的本质；阅读《论语》，我们能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诲中触摸到跨越千年的伦理之光；阅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我们能透过文字触摸到双腿瘫痪后生命的震颤与重生……这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如同在思维的岩层中开凿隧道，每一次对文本的追问、每一次与作者的心灵对话，都是对被算法“驯化”的抵抗。

当机器用“关键词匹配”生成速朽的信息快餐，人类却能通过深度阅读培育出“复杂问题简单化、简单问题深刻化”的思维能力，这正是 AI无法企及的认知高度。 AI在“效率至上”的赛道上狂飙，人类却能通过阅读守住“意义”，在算法无法计算的价值维度上，书写属于人类文明的精神史诗。

古人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既是成长之道，也暗合了阅读之理：“学”是前提，“问”“思”“辨”是关键，“行”是具体实践。

小说《白鹿原》中，大学者朱先生曾向黑娃传授读书之道，认为他把念过的书能用上十之一二，就是很了不得的人了，读多了反而累人。这并非是让黑娃放弃读书，而是提醒他读书要注重理解和实践，不要一味追求数量，要将书中的道理真正内化为自己的修养和行为准则。

阅读的目的不是为了对抗人工智能，而是在人机共生的新语境下重构“人”的价值坐标。我们不妨以开放的心态接纳技术的馈赠：用电子阅读器携带万卷经典，让碎片时间成为深度阅读的“游击战”阵地；借助知识图谱工具梳理文本脉络，为思维的探险提供“数字指南针”。与此同时，我们更要守护阅读的“神圣时刻”——在某个静谧的夜晚，关掉手机，翻开一本纸质书，让墨香与文字共同编织一场对抗信息喧嚣的精神仪式。

《庄子》中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 AI或许能生成千万篇文字，但永远无法理解“僧敲月下门”中“敲”字的千锤百炼；机器可以分析情感文本的词频分布，却永远不懂“十年生死两茫茫”背后的血泪深情。阅读的终极意义，在于让人在算法的浪潮中始终站立成“思考的芦苇”——我们阅读，以对思维纵深的挖掘、对价值内核的坚守、对生命体验的共情，彰显着机器永远无法替代的人性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