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应霞:请简要介绍自己,以及在课题研究方面的成果。
高瑜:我是一名职业教育的研究者、实践者。目前在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成与高等教育研究所工作,主要聚焦职业教育政策、课程改革、教师发展等领域的研究。
这些年,我主持过全国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四川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等课题,主持的课题获得国家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这些成果都是从一线“长”出来的,最终回到一线,或转化为行政部门正式文件,落地到学校的日常教学中。看到那些文件变为现实,那种“研究真的有用”的感觉让人踏实。每个研究背后,都是现实中绕不开的真问题。成果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每一次落笔,背后都有很多次走进课堂的聆听、多个和老师们线上研讨的深夜。教育研究,就是和师生站在一起,为他们的困惑寻找答案、为他们的探索提供支撑。这也是我的研究初心——让研究贴着地面行走,让成果真正回到课堂中去。
夏应霞:对一线教师来说,日常教学已经很忙了,那么,花时间做科研的价值在哪里?
高瑜:我特别理解老师们的“忙”,知道被时间追着跑的感觉:备课、上课、批作业、带班级、开家长会、迎接检查……每一件事都在抢时间,每一分钟都恨不得掰成两半用。当听到“老师要多做研究”的话,我第一反应也是:我哪有时间?但后来慢慢发现一个道理:研究不是教学的“额外任务”,而是让教学变得更轻松的“捷径”。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你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
我们做综合高中课程研究,没有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而是到学校和教师一起反复打磨。最开始,我们也迷茫,不断追问:哪些内容是必修的,哪些内容是选修的;哪些内容可以职普融通,哪些内容需要分开上;课时怎么安排,评价怎么设计。一年之后,《成都市综合高中课程设置方案》终于成型。这个方案出台后,老师们再也不用自己摸索“综合高中怎么开课”了——他们有了方向、有了依据,甚至有了直接可用的课程框架。
一位老师跟我说:“以前,我每年都要花好几个月琢磨课程怎么排,现在照着方案走,两周就能搞定。省下来的时间,我可以用来研究怎么把课上得更好。”那一刻,我特别触动。这就是研究的价值——让更多人少走弯路,让经验变得可复制、可传递,让时间和精力真正花在有价值的地方。
夏应霞:您是如何从“怕研究”到“主动研究”的?心态上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高瑜:最早写课题申报书的时候,看到“研究背景”“文献综述”“理论框架”“研究方法”这些词,我头都大了。我第一次申报课题,写了一个多月,改了十几稿,最后连申报书长什么样都快不认识了。结果没中,那天晚上,我挺沮丧的,躺在床上问自己:我到底在做什么?是为了“有课题”而写课题,还是真的想搞清楚一件事?后来我想明白了:研究不是写给别人看的,而是为了搞清楚自己想知道的事。从那以后,我换了一种思路——不再盯着“课题指南”找选题,而是盯着每天看到的问题。
从“怕”到“主动”,最大的转变是:我不再把研究当作“交差”,而是当作“解题”。当我发现研究真的能帮我把事情做好、把问题理清,看到学生和老师因为我的研究而有一点点改变——那种成就感,比拿到奖项都要高兴,我就再也停不下来了。研究,是我和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
课堂上遇到困惑,通过研究去找答案;政策上遇到难题,通过研究去找路径;老师们遇到瓶颈,通过研究去找支撑。研究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而是贴着地面行走的探索。它让我在寻常处发现不平凡、在困境中找到出路,在琐碎的日常里,始终保持着对教育的清醒和热爱。
所以,为什么要做研究?因为我想让那些和我一样站在课堂上的老师们,遵循教育规律教书育人。
夏应霞:教师做研究容易出现的误区是什么?如何避免“为研究而研究”?
高瑜:最大的误区,就是为了研究而研究。
一些老师做课题的初衷是“评职称需要”“学校有要求”“别人都有我也要有”。结果呢?课题申报书写得很漂亮,但研究内容和自己的工作没什么关系。课题立项后,该上课上课,该带班带班,课题的事放着;等到要结题了,匆忙补材料、编数据、凑报告;最后课题结题了,报告交上去了,但教学还是原来的教学,学生还是原来的学生。这就是典型的“为研究而研究”。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把研究当成了“任务”,而不是“需要”。当研究不是从问题出发,而是从“要有一个课题”出发,它就很容易变成空中楼阁。
怎么避免?我有三点建议:
第一,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真正想搞清楚的吗?这个问题和我的日常教学有关系吗?如果研究有了结果,我能用在课堂上吗?”如果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那这个选题就是值得做的。如果有一个“否”,就要再想想。
第二,让研究“长”在课堂上。做研究的过程中,要不时停下来问自己:学生有没有因为我的研究变得更好学?课堂有没有因为我的研究变得更有效?我自己有没有因为研究变得更从容?如果这些答案都是“没有”,那说明你的研究可能偏离了初心。
我自己的习惯是:每个课题进行到一半,都会和老师们坐下来聊聊:“你们觉得这个研究对你们有帮助吗?”“哪些地方有用?哪些地方没用?”“我们还需要调整什么?”这些反馈,是研究宝贵的“校正器”。
第三,不要追求“大而全”,要做“小而实”。一些教师一开始就想做“国家级课题”“省级重点课题”,不但把自己搞得很累,最后还什么都没做成。我一直提倡:从小处着手,从实处做起。
一个教学案例、一篇教学反思、一次课例分析,只要它是从你的课堂里“长”出来的,只要它能让你对教学多一分理解、让学生多一点收获,它就是有价值的研究。研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会做研究”,而是为了让教育变得更好。如果研究不能改变课堂、不能改变学生、不能改变我们自己,它再“高大上”,也没有生命力。
夏应霞:做科研除了对职业发展有帮助,还带给你哪些意料之外的收获?
高瑜:说实话,研究让人在职称评审、课题申报、学术交流等方面有了更多机会。这些是“看得见”的收获。但我越来越觉得,最大的收获不是这些“看得见”的东西,而是那些“看不见”的成长。
一是思维方式的变化。
以前看问题,只看到“是什么”——这个学生不听话,那个班不好带,这堂课没上好。现在看问题,会去想“为什么”和“怎么办”——这个学生为什么不听话?是家庭原因,还是课堂原因?我可以怎么帮他?那个班为什么不好带?是管理问题,还是课程问题?我可以怎么调整?以前遇到困难,只想“怎么熬过去”——快点把这学期熬完,快点把这个班送走。现在遇到困难,会想“怎么研究清楚”——这个问题背后是什么?有没有规律?能不能找到解决办法?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让人更从容、更有底气,因为每一个问题背后,都可能藏着一个值得研究的方向。
记得有一次,为了一个课题的结题报告,我和几位老师熬到深夜。大家围坐在会议室里,一遍遍打磨每一个结论。休息时,一位年轻老师突然说:“高老师,我以前觉得研究就是完成任务。现在发现,研究真的能帮我把课上好。我回去试了咱们讨论的方法,学生真的不一样了。”这些人就是职业道路上重要的伙伴和支持者,大家互相鼓励、互相启发、互相温暖。
以前觉得教育就是“教书”——把知识点讲清楚,把技能教到位;现在觉得教育是“育人”——看见每一个孩子,理解他们的困境,点亮他们的可能。以前觉得研究就是“写论文”——为了评职称,为了完成任务;现在觉得研究是“探索真理”——为了搞清楚那些让我困惑的问题,为了让教育变得更好。这种理解上的变化,让我对教育多了一分敬畏,也多了一分热爱。还有很多不懂的和需要探索的问题,但我并不害怕,只要还在追问、探索、反思,就在成长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