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的电梯里，我遇见邻居家5岁的小男孩。他圆溜溜的眼睛笑得弯成了小月牙，那纯真的快乐极具感染力，让人忍不住想和他说话。我随口问道：“你在幼儿园有几个好朋友啊？”他毫不犹豫地说：“全班。”我一下子愣住了，连忙称赞：“好厉害啊，阿姨要向你学习。”顿时，电梯里的大人也跟着笑了起来。

对于孩子而言，“朋友”是一个简单而令人自豪的称呼。然而，到了大人这里，这个词却附加了诸多限制和条件，变得愈发奢侈。

回想起来，我拥有最多朋友的时候，也是在童年。20世纪80年代，尽管物资匮乏，但快乐和友情从不稀缺。村里的孩子、隔壁村的孩子，大家都是朋友。夏夜的田野是我们的游乐场，我们采下粗壮的南瓜空心叶柄，将抓来的萤火虫放进去，两端堵起来，就成了一根天然的“荧光棒”，我们在夜色中挥舞着这些微弱而明亮的光，异常开心。晚自习下课，如果朋友家住得稍远，我们就会一边走一边大声喊话，直到听到他回复：“到家啦！”大山里的夜晚，静谧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小路旁的玉米秆比人还高，在月光下投下斑驳的影子，偶尔有风吹过，沙沙作响。现在想来，还真有些后怕。但那时，有众多朋友的陪伴，我们心中只有快乐和对明天的期待。

后来，我们被成长的洪流冲散。初中毕业后，有人南下打工，而我北上求学。我在新的环境里结识了新的朋友——几个志趣相投的女孩子。每当功课紧张、心情低落时，她们便会约我一起去丹江河边。望着不停流淌的河水，仿佛忘记了烦恼，我们讨论着这条河最终是否注入长江，我们在紫藤走廊下欣赏同学们的画展，只是简单地评论那幅画好看与否。那时不懂，“流光容易把人抛”原来是岁月的伏笔。

读大学时，友情在宿舍里生根，天南地北的方言交织成新的乐章。是室友带着不喜甜食的我满大街找面馆；是她们，在我思乡情切时，拉我去看校园灯火次第亮起的瑰丽。大学校园里，我学会了很多，也结交了好几个好友。白驹过隙，毕业季来临，于是“君向潇湘我向秦”，偶有联系，因家庭、工作的种种原因，互不打扰成了大家的一种默契。

工作如同最后的熔炉，将“朋友”二字重新锻造成疏离而谨慎的模样。那些曾以为投缘之人，一旦离开了共同的工作空间，便如参商一般渐行渐远，终至失联。若此时再有人问起“你有几个好朋友”，我恐怕只会报以沉默。到底是什么让我不敢谈论自己有多少好朋友？是经历纷繁世事后为自己筑起的高墙，是在人情反复中学会的疏离戒备，还是在一路浮沉里，那个原本炽热的自己，终究不可避免地凉了下去？

直到在电梯里，遇见那个眼睛笑成月牙的男孩。他的“全班”这个答案，像一道光，突然照进了我记忆的角落。原来我弄丢的，不只是那些走散的朋友，更是那个能毫无顾忌地拥抱整个世界、敢于宣称拥有“全班”朋友的、天真而热忱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