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课堂是铸魂育人的重要阵地，要在讲史实的同时融入思政教育。我在上《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这一课时，重点突出“一二·九”运动。

导课环节中，我把一沓复印后做旧的传单放在讲台上——这是1935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北平学联组织数千名学生游行时散发的《告全国民众书》节选，纸边特意仿了当年的折痕，上面印着：“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前排的小屿（化名）指着“安放不得”，抬头问我：“老师，小小的书桌，怎么会无处安放？”

这个突然的提问，正好成了这节历史课和“大思政”教育衔接的纽带。怎么让现在的高中生理解那个年代？怎么不生硬地谈“爱国”，而是凭着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引导学生走进1935年，感受那代青年的热血？

面对小屿的提问，我没直接回答，而是展示了3件史料：一是“何梅协定”的部分条文复印件，用红笔圈出“取缔河北省内一切反日团体”；二是北平某中学生的日记片段“先生哽咽着说‘国将不国，何以读书’”；三是1935年12月8日某校学生会的记录“明日游行避开东交民巷租界，用发传单代替喊口号”。

“现在再看‘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你们读出了什么？”我问。有同学马上说：“不是书桌无处安放，而是华北的主权没了，民族的尊严没了——不能安心读书了。”教室静了一下，又有学生补充：“学生不是瞎闹，日记里说要联络各校，会议记录还规划了路线、选了口号，这是有组织、有办法的理性抗争。”

这一环节以“安放课桌”为抓手，既落实了历史学科“史料实证”“历史解释”的要求，也符合“大思政”教育显性与隐性结合的原则。学生从史料里看明白，“一二·九”运动不是冲动的游行，而是民族危难时青年的“理性担当”，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实际行动。“爱国”不再是课本上的抽象词语，而是能感受到、能共情的历史选择——就像当年的学生，一边举着标语游行，一边在被军警驱散时悄悄把传单塞给路人，用青春的力量传递救亡的声音。

课堂进入迁移环节，我把话题转到“今天的书桌”：“现在我们的教室干净明亮，书桌稳稳当当，但新时代青年的‘书桌’，该装些什么？”课代表拿出手机展示照片——是他周末探望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时拍的，老人胸前的勋章亮亮的，旁边放着一本翻卷了页角的中学课本。“我家三代军人，我的爸爸曾经告诉我说，他没赶上‘一二·九’，但当兵时，怀里揣着从课本上撕下的《少年中国说》。”他顿了顿说：“我现在帮社区整理老兵的口述史，想把他们的故事记下来、传下去，这算不算我的‘传单’？”

这话一说完，班里反响热烈。有学生分享，自己在科创比赛里设计了“乡村支教 AI课件”，“相当于把‘今天的书桌’搬到山区，让知识照亮偏远的地方”；有学生说加入了学校“红色宣讲团”，去小学讲“一二·九”的故事，台下有小朋友举着小拳头问“我们能做什么”；还有学生走访了本地参加过抗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老人或他们的亲人，收集那代青年共赴国难的故事，做成了主题手抄报。这些回应，正是“大思政”教育“以史润心、以行践思”的现实体现：1935年的青年用游行呐喊保卫主权，今天的青年用科创、宣讲、志愿服务，接过了跨越时空的青春担当。我把“课桌”“家国情怀”6个字工工整整写在黑板上。

历史与思政的融合，不是知识和德育的简单叠加，而是引导学生在和历史对话中，完成“精神的认领与传承”。

在结课环节，我说：“当我们摸到仿旧传单的折痕，就会懂‘爱国’既是1935年躲避刺刀写标语的笔，也能写出今天乡村振兴、科技报国的篇章；当我们读到日记里‘国将不国’等记述，就会明白‘责任’既是当年游行时递出的传单，也是现在记录老兵口述的录音笔；是历史课件里的知识点，也是红色宣讲时话语的力量。”

下课铃响时，小屿把那份《告全国民众书》轻轻夹进历史课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章节里。我想起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一二·九”运动的青春火种，就在这样的课堂里传承着，变成了新时代的奋斗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