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是奶奶守着这个家。

记忆里的老房子，有种被岁月浸润的鲜亮。尤其是夏天，门外的花十分热闹：一串红挨挨挤挤地开着，像谁撒了一地的红爆竹，炸出满院子的喜庆；凤仙花藏在叶间，粉的、紫的，小姑娘似的，怯怯地探出头来；栀子花开得层层叠叠的，香气浓得能染透衣裳，路过的风都要在这里打个转，才舍得离开。奶奶就坐在门内的阴影里，做着她那些似乎永远也做不完的零碎活计——剥豆子，或是扎烧火用的草把子。她的身影，被光阴浸润得温润而安详，像一枚被摩挲了许久的玉石，妥帖地安置在家的中心。于是，那一声“回来了”，便成了这个家每日里固定两次的、最温暖的节律。

先是我。放学的路总是拖得长长的，和同学追逐嬉闹到肚皮咕咕作响才想起回家。推开那扇虚掩着的、沉沉的木门，还没来得及看清屋内的情形，奶奶的声音便悠悠地传过来：“回来了？”

于我，这声音便不仅仅是问候，更是一道“赦令”。它意味着我可以卸下肩上的书包，也卸下那一整天在学校里不得不端着的、属于“好学生”的规规矩矩。我会响亮地、几乎是雀跃地应一声：“奶奶，我回来啦！”这一声“回来啦”，是终于可以自由呼吸的、小小的胜利。

然后是父母。路上传来零零落落的自行车铃声，奶奶的耳朵仿佛自带一种筛选的功能，能从一片嘈杂里，准确地辨出母亲的自行车声，或是父亲的脚步声。她并不立刻起身，只是停下手中的活计，微微侧着头，像一只警觉而又安闲的老猫。等到那脚步声真切地到了门口，她才不紧不慢地迎上去，对着一身倦意的人，轻轻地说一句：“回来了。”

那声音是干燥而温暖的，像是晒过了好几个太阳的棉被，拂去了父母肩头从外面带来的、看不见的尘埃与疲累。母亲会一边停车，一边应声：“哎，回来了。”父亲则通常是点点头，脸上松弛下来。这一问一答之间，仿佛完成了一个郑重的交接仪式——将外面的世界关在门外，将家的暖意充盈开来。

后来，我像一棵被风催着远行的蒲公英，离开了家。

再后来，奶奶像一盏耗尽了油的灯，熄灭了她的光。

于是，父母顺理成章成了守着这个家的人。

起初，我是不习惯的。下班回家，掏出钥匙开门，屋内常常是安静的，只听见厨房里炖汤的“咕嘟”声，或是电视机里的说话声。常常是我在玄关站了好一会儿，才被父母发现。他们总是怔愣片刻才会补上一句：“哦，回来了。”

这一声“回来了”，与奶奶的那一声，是如此不同。它不再是一个仪式开始的宣告，而像一句匆忙的、日常的确认。

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呢？或许是在那个加班至凌晨的冬夜——车还未拐进小区就看见父亲守候在路灯下的身影，他朝我走来，一声“回来了”说得缓慢而用力，话音里是欲打电话又怕惊扰终于安下心来的庆幸。又或许是每个晚归的时刻，客厅的灯总会亮着一盏，父母靠在沙发上打着盹儿，听见门响，立刻惊醒，那句“回来了”里带着未褪尽的睡意与全然的放松。

守候，从未改变。

那一刻，我仿佛穿越时光，看到了多年前在老屋里等我的奶奶。守候的人，从奶奶变成了父母；归来的对象，从父母与我，变成了我。那一声“回来了”，却穿越了漫长的岁月，以不同的腔调，承载着同样厚重的牵挂，在这人间的屋檐下，生生不息地回响着。至此，这一声“回来了”，它不再是我童年时那无忧无虑的“赦令”，而变成了一根细细的、却无比坚韧的丝线，一头系着父母日渐迟缓的行动，一头系着我忙碌的身躯。它是在确认，确认他们的等待没有落空，确认我依然平安地、准时地回到了这个由他们守护着的、小小的港湾。这声问候里，有他们全部的寄托与小心翼翼的依赖。

“我回来了。”门打开，我率先开口，像完成一个神圣的仪式般郑重。

我知道，这句话会落进这屋子的角落里，落进他们均匀的呼吸里，落进了我们共同拥有的、未来的每一个晨昏里。

我回来了。

不再是被动地被告知，而是主动地宣告，宣告此身有所栖，此心有所归。